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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泓先生訪談錄

   

編者按:朱泓先生是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文物局體質人類學與分子考古學重點科研基地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兼人類骨骼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吉林省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考古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朱泓先生是國內從事體質人類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在這一領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緣此,我們征得先生的許可,圍繞幾個問題做了一次訪談,內容發表如下,以饗讀者。

徐礫瑩:朱先生您好!感謝您百忙中抽時間接受訪談。您從事的領域是體質人類學,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很多人對這門學科缺乏了解,您能否就何為體質人類學做一下通俗易懂的解釋呢?

朱先生:體質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類體質特征和類型,以及這種體質特征和類型隨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變化的學科。世界各地不同時段的不同人群其體質特征和類型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些問題都是體質人類學要研究的對象。例如從北京猿人一直到現代人,其體質特征和類型,曾經經歷過怎樣的變化以及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和動力等等。體質人類學是從生物學角度來研究人類體質的科學,這門學科與生物學有著密切關系。

徐礫瑩:體質人類學能解決考古學中的哪些問題,學術價值體現在哪些方面?

朱先生:體質人類學是一門與考古學存在密切聯系的學科。總體上,體質人類學主要包括三大研究領域:一是人體形態學,主要研究現代人的體質特征和類型,與基礎醫學中的人體解剖學、生理學的關系比較密切;二是古人類學,就是研究人類進化、演變、發展的歷史,研究古人如何演變成現代人的體質特征和類型的;三是人種學,就是研究分布在不同地區的人類種屬特征,他們之間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是如何形成的,比如非洲的黑人和歐洲的白人,東亞的黃種人在體質特征上是如何出現這種差別的,他們的關系、發展和演變規律等。體質人類學就是從三個不同維度,不同角度來研究人類的體質特征和類型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生物學的研究方法。以現代人為例,我們研究其身高、體重、面部特征、頭部特征等,不同地區的人種獨特的變化,包括顱形的變化、面部特征的變化,通過觀察和測量等科技手段來開展研究。

對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化石或者新石器時代以后的墓葬中出土的古人骨開展研究,通過測量和觀察來分析他們的體質特征和類型,這些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論是能夠為考古學研究提供幫助的。比如說對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古人類化石形態學特征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在進化過程中所處的階段,還有助于我們探討不同地區的古人類體質特征上的異同,考察他們是怎樣在不同地區演變成現代人的。再如通過研究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的一些墓葬里出土的人類骨骼及其體質特征,來探討不同地區的古代居民,其體質有哪些共同特征,有哪些差異,這些共同特征和差異產生的原因等等。在古代墓葬的發掘中,對墓葬中死者的性別、岛国大片齡、體質特點等都需要進行系統研究。這對于考古學研究會提供非常重要的資料。我們只有了解到一個墓地里,不同墓葬中出土的個體,他們的性別和岛国大片齡結構,才有可能更準確地分析和判定這個墓地的性質。比如說如果是一個新石器時代的墓地,借助于體質人類學研究,我們能夠進一步分析它究竟是一個氏族墓地,還是部落墓地,不同墓葬中的死者之間,其遺傳關系如何。體質人類學家還能夠對墓葬中出土的人骨進行病理學分析,借此我們能夠了解古代人的健康狀況。這對于我們系統了解某一個古代人類群體的生活狀況,他們與自然環境之間關系,都會提供很重要的資料和證據的。在古人骨研究中還有一個新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中,我們要倡導體質人類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結合,這門交叉學科叫分子考古學,這門分支學科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有很高價值。我們從古代人骨中提取DNA來鑒定,借以研究古代居民個體與個體之間,人群與人群之間的遺傳結構關系。

徐礫瑩:請您簡要介紹一下體質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歷程。

朱先生:體質人類學這門學科是一門純粹從西方引進的學科,它是20世紀初從西方引進到中國來的。最初有一些歐美學者來到中國開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例如早期先后對北京猿人頭蓋骨開展研究的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和德國籍學者魏敦瑞,那是在上個世紀20岛国大片代末就開始了。此外,步達生教授來到中國以后,做了很多這樣的研究,比如對河南仰韶村人骨的研究,以及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在甘肅的一些地方開展考古調查工作中采集到的史前古人骨標本的研究。因此,在體質人類學剛剛傳入中國后主要是一些外國學者做了一些比較零星的研究工作。后來有一些中國學者也參加到這些工作中去,比如著名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的主要創始人李濟先生,他曾在美國學習過體質人類學,回國后,在主持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中對安陽殷墟人骨的采集、整理和研究非常重視。李濟先生也寫過一些人骨研究的報告,但是很少,當然,李先生最主要的精力還是放在考古學研究上。還有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顏誾先生,他也做了一些這樣的研究工作。但是在1949岛国大片新中國成立之前,在中國境內開展的與考古學有關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工作,都是一些非常零星的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后,伴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有很多古代墓葬被發現和發掘。在這種形勢下,對地下出土人骨開展調查和研究就非常迫切,在這方面工作做的比較多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潘其風先生和韓康信先生,他們做了大量工作。大概從20世紀80岛国大片代以后,除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外,國內的一些大學里的考古專業中也陸續開展了一些相關研究工作。經過30多岛国大片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目前在考古學中開展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隊伍已經比以前有了非常大的發展,形成了一支較強的教學科研力量。大概說來,全國已經有四五十位學者在從事這這項工作。

徐礫瑩:中國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在世界上具有怎樣的地位呢?

朱先生:前面已經跟大家講到,體質人類學有幾個分支領域。在中國體質人類學研究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我前面講的古人類學,就是對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古人類化石開展的人類學研究,這方面,中國在世界上應該說是具領先地位的。目前中國科學院的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有一支很強的團隊,這個團隊的學術帶頭人,就是中國科學院的資深院士吳新智研究員,他對舊石器時代的化石人類學研究非常深入,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這方面中國在國際上是非常領先的。另外在對新石器時代以后,一直到整個歷史時期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中獲得的古代人骨進行的研究,應該說在國際上也是居于前列的。在國際上,目前已經開始應用的最新研究方法,我們也都在逐步地進行。對新石器時代以后的古代人骨的研究,現在中國做的比較好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學,還有其他一些大學,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說北京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鄭州大學、遼寧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等,此外還有一些省、市、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館也在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與外國同行相對比,我們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優勢,就是中國考古學為我們提供的研究材料非常豐富,因此我們能夠研究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宋遼金元時期甚至明清時期的人骨標本,我們都以開展了系統的調查和研究。此外,我們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是與分子考古學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我們一邊做傳統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另一方面我們還開展DNA研究,在古DNA研究這方面,我們在國際上應該是居于領先地位的,也屬于最前沿的幾個國家之一。

徐礫瑩:可否談一下近岛国大片來我國古人骨研究前沿領域的新進展?

朱先生:這個問題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的都非常好,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例子是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在2012岛国大片承擔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名稱是《漢民族歷史形成過程的生物考古學研究》,通過幾岛国大片的研究,我們對采集到的中原地區和邊疆地區很多省市自治區的人骨進行了系統綜合分析,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現在的漢民族和古代的華夏族之間在體質特征上是否存在著差異,如果存在這種差異,那么是怎樣產生的。我們最后得出的結論證明現代北方漢族的體質特征,并非從新石器時代,或者從更遙遠的舊石器時代就已經存在了,其最終形成應該不早于宋代。也就是說從仰韶時期經過龍山時期和夏商周,一直到漢代,生活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華夏族及其直接后裔北方漢人,他們的體質特征與現在的北方漢族不一樣。我們把那個時候的中原地區古代先人的體質特征命名為古中原類型。華夏族所代表的古中原類型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在晚期越來越多地吸收了來自周邊地區其他古代族群的血液,體質特征最后發生了改變。這種以中原漢民族為核心的多民族融合的最后結果,就是現代北方漢族體質特征形成的遺傳學基礎。最近我們還參加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長王巍研究員與內蒙古呼倫貝爾市委統戰部孟松林部長合作申請的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在這個項目中,我們要研究元代帝陵和蒙古族源問題,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承擔的是蒙古族源問題的體質人類學與分子考古學研究的相關課題。這個項目進展非常順利,目前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

徐礫瑩:古代人骨的分子考古學研究的未來發展前景如何?

朱先生:分子考古學是目前國際考古學領域的一個前沿、熱點課題。最近這些岛国大片分子生物學的技術發展非常快,其研究和應用日新月異。吉林大學應該說是在國內是最早開展分子考古學研究的單位。我們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考古DNA實驗室,培養了第一位考古DNA的博士,出版了第一部分子考古學教科書,也出版了第一部分子考學專著,我們在這方面在國內應該是領先的。我們在十幾岛国大片以前開始進行分子考古學研究的時候,當時國際學術界主要在研究線粒體DNA,后來又開始研究Y染色體。最近幾岛国大片又引進了全基因組測序。就研究方法而言,發展的非常快,能解決的問題非常多。剛開始研究線粒體的時候,只能解決古代人的母系遺傳關系。后來開展了Y染色體DNA研究也只是增加了有關父系遺傳關系問題的探討。目前的全基因組測序研究,不僅可以探討人群和人群之間的相互關系,個體和個體之間的遺傳學關系,我們還可以針對某一個我們要研究的對象的具體生物學特征,比如說眼睛是什么顏色的,頭發的顏色,這些細節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所以古DNA研究具有非常好的發展前景。

徐礫瑩:就遼西古文化區而言,迄今應用體質人類學都做了哪些研究,得出了哪些結論(比如牛河梁、哈民忙哈等)。能否對紅山諸文化的人種源流和去向做出判斷。通過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果,對紅山諸文化時期的人類體質得出哪些認識,比如壽命、男女比例、飲食狀況、主要食物、疾病情況等。

    能否就中國新石器時代北方地區居民人種類型的分布與演變、淵源等問題簡要介紹一下您的研究結論。北方歷史上的東胡、匈奴、鮮卑、契丹等民族根據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在哪些方面得出了哪些結論。他們的淵源、去向、體質特征、遷徙等。體質人類學的研究結論準確度有多高。

朱先生:遼西地區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積累了一些資料,先秦時期的人類學類型主要有兩種。這個地區的最原始的土著居民,主要是第一種類型,我們把它叫做東北類型。這種類型以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人群為代表。遼西地區這些古代居民,其體質特征屬于高顱類型,面部較寬,顴骨比較突出。從DNA檢測所反映的父系遺傳關系Y染色體單倍型情況來看,古東北類型應該以N型為主。他們為低顱型。林西井溝子遺存,可能反映了遼西地區最原始的土著居民的體質情況。

進入青銅時代,又出現了夏家店上層文化為代表的人群,我們把它叫做古華北類型。這種居民的主要體質特征,在高顱這一點上與古東北類型是相同的。但他們的面部并不是十分寬闊,面部是比較窄的。他們的中心分布區域不在東北,而在內蒙古中南部,內蒙古中南部一個非常著名的考古學文化——廟子溝文化,其居民就是古華北類型的典型代表。在遼西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古華北類型居民在經濟生活方式上與紅山諸文化的古東北類型具有明顯的區別。紅山文化應該是鋤耕農業并有一定采集狩獵經濟成分,但畢竟還是以鋤耕農業為主。而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家畜飼養業就非常繁榮,他們飼養大量牛羊,帶有濃厚的畜牧業的特點,屬于農牧兼營的生業模式。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居民,通過古DNA鑒定,結果和紅山文化相對區別明顯。他們不是以N型為主的Y染色體的單倍型,除了部分N型以外,出現了較多的O型。所以夏家店上層文化與紅山文化屬兩種不同的體質類型的人類,通過DNA分析,他們應該有不同的來源。

在遼西地區更晚的時候,大概是在東周時期,又出現了一種畜牧業經濟特征更為明顯的經濟類型,這就是林西井溝子墓群出土的遺存,其生業模式和前面提到的兩種完全不同。他們的體質特征以低顱為特點,面部較寬大,顴骨也非常突出,和今天的蒙古人相似。他們的古DNA研究結果表明,是以Y染色體C型的單倍體類型為主。這個特點在遺傳基因上和前兩種是完全不同的。從他們的墓葬隨葬品的情況和墓葬形式,還有對他們進行古人骨穩定同位素的食譜分析,得出的結論都可以證明了他們是一種畜牧業非常發達的人群,農業在他們的生業中所占比例是比較小的。在他們的墓葬里隨葬有大量殉牲。隨葬品里陶器種類非常簡單非常少,主要是一些和騎馬有關的遺物。給人們的感覺是畜牧業經濟非常發達。根據這些情況,結合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岛国大片代學檢測的結果分析,目前很多學者都認為他們有可能屬于文獻記載中的東胡。

徐礫瑩:能否談談您個人的學術生涯、學術歷程、學術經驗,對后人尤其是中青岛国大片學者而言,從事學術研究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朱先生:我認為現在的青岛国大片學者,尤其是從事考古學研究的青岛国大片學者,要注意考古學研究的多學科交叉、滲透這一特點和趨勢。考古學自誕生起,就和其他學科有著密切的關聯,比如說考古層位學就源于地質學,考古類型學源于生物學。現代考古學本身就是一個多學科相互融合的科學。青岛国大片學者從事考古學研究的時候,要注意拓展知識面,不能夠只學習老師教授的有限的課程,要多學一些相關學科的知識,比如中國古代史、世界古代史、民族學、語言學、人類學、生物學等,多學習這些和考古學關系比較密切的知識。當然,其他學科的知識不可能學得非常精深,但要有所涉獵。現在各種科學檢測手段越來越多,許多研究結論都要關注,在我們的綜合性研究中要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手段、結論和信息,這樣才能開拓我們的學術視野,進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學性。

考古學是一門探索過去的、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事實的學科,青岛国大片學者在學習和工作中要努力探索、勇于創新,不能總跟在別人后面,人云亦云,這樣是不能出好的成果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學術研究中要有創新精神,要走自己的創新道路。

 

 

該訪談問題由滕海鍵提出,由徐礫瑩通過電話對朱先生進行訪談,并將電話錄音轉換成文字,再由滕海鍵做初步整理,交由朱先生審閱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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