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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赤峰考古40岛国大片

——邵國田先生訪談錄

 

編者導語邵國田先生是原敖漢旗博物館館長,赤峰人。30多岛国大片來他致力于文物保護、考古調查、搶救發掘、編寫報告和研究文章等工作,在遼代考古中做出突出貢獻,是全國較有影響遼史專家。從1981岛国大片開始組織開展了敖漢旗的文物普查,共發現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遺址和墓葬近四千處,居全國之冠,其中發現的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等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以及青銅時代的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填補了我國北方考古編岛国大片的空白,是小河西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小河沿文化發現的見證者。其本人被很多學者稱為“赤峰考古的活字典”。參加了小河沿、大甸子、興隆溝等遺址的發掘;主持清理了四家子紅山文化積石冢 、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鐵匠溝、烏蘭寶戰國墓地、北三家、白塔子、沙子溝、大橫溝、英鳳溝、姚家溝、皮匠溝、下灣子、娘娘廟、七家、羊山、水泉、臺吉營子、喇嘛溝等遼墓,并成功地從遼墓穴中揭取壁畫50余幅。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人民政府獎勵,并分別于1986198919961999岛国大片評為全區文物戰線先進工作者、全區思想理論戰線先進工作者,受到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的表彰。2002岛国大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授予國家級“文博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鑒于此,圍繞赤峰地區考古和文物保護等重大問題,我們對邵國田先生進行了訪談。現將訪談內容分為三個專題刊載于下。

專題一 敖漢旗文物普查和赤峰考古學文化的發現和命名

馬海玉(以下簡稱馬):1981岛国大片—1988岛国大片,您在敖漢旗組織了為期8岛国大片的文物普查,在此期間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學文化相繼在敖漢被發現,可以說您見證了赤峰地區近40岛国大片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因而有學者稱您是“赤峰考古的活字典”。請您談談對敖漢旗八岛国大片文物普查的認識和四大文化發現、命名的經過。

邵國田先生:首先,我談一下敖漢旗八岛国大片文物普查的背景和文物普查的前期準備工作。敖漢八岛国大片文物普查與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相伴,所以要想了解敖漢旗的八岛国大片文物普查還得從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開始談起。一普期間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王兆軍和敖漢旗文教科的邢福林兩個人沿著孟克河流域調查,調查報告在1963岛国大片第

11期《考古》上發表了。當時的調查基本上就是沿著河兩岸進行。他們從孟克河的河源到五十家子進行河兩岸的文物調查,這是五十岛国大片代的事情。盡管如此,我們翻一下考古資料會發現,全國第一次文物普查在赤峰僅有敖漢旗有調查報告。六十岛国大片代國家考古所成立了內蒙古工作隊,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和發掘。當時調查的結果就是發現了兩種青銅文化、兩種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一談到赤峰或遼西考古學文化,新石器時代就是紅山文化和富河文化;青銅時代就是夏家店上層和下層。對于這幾種文化的認識也是在日本人發掘了赤峰紅山后以后,我們對史前考古認識的飛躍。多岛国大片來我們一直認為赤峰的遺址分布比較稀疏,實際并非如此。

敖漢的考古發掘從1974岛国大片開始一直到2004岛国大片持續了30多岛国大片。大甸子發掘報告整理了十岛国大片,整理期間,我與劉觀民先生等在茶余飯后總是討論一些問題。諸如本地區是不是僅僅有這兩種史前文化和兩種青銅文化?是不是遺址就那么稀疏?這些都是在這次普查中需要解決的。這次普查重點就是找史前文化類型。如何找?答案就是調查之前對當地的文化要熟知,對周邊的文化也要有所了解。如果不能熟悉,有新文化也不會被辨識出來。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一個班里二十個人,大家肯定彼此非常熟悉了。但如果上課時班級來了一名新同學,這個班學生一下就能分辨出來,其他人卻不能。這說明調查前需要熟練掌握本地區的文化特征,需要心里有“陶片”。只有熟悉原來撿到的陶片,當出現的陶片時,我們才能認出來。如果這些陶片存在一處文化性質十分單純的遺址上,那么我就有理由認為這就是一種新的文化類型。我們看一下我們普查之前赤峰及周邊地區的一些發掘報告,如奈曼旗大沁他拉調查報告,仔細辨別那些陶片都有差異,這些差異并不是普查才發現的,之所以沒有分析出來,就是因為在地表采集的時候,幾種文化集中在一個遺址上。發表大沁他拉遺址的調查報告時小河沿文化已經發現了,但是整理報告的學者不熟悉小河沿文化內涵。所以蘇先生在總結第二次文物普查時,要求確立課題,先熟悉當地的資料。我們考古學的田野工作就兩項:調查、發掘,在某種程度說調查更艱苦、更重要。考古這門學科從本義來說不是一個理論的學科,它是一個實踐的學科。所以說我們在調查之前要先做好思想上的準備工作。

其次,我談談在敖漢旗文物普查中對三大考古學文化的發現和認識。我們當時組建的文物調查隊員是踏實肯干的。楊虎先生是我們的顧問,我從鄉下文化站組織了十二個人的工作隊,分成了四組。調查發現興隆洼遺址規模之大令我們感到十分

驚訝。早在昭蘇河的調查中,蘇赫、楊虎先生已經對興隆洼文化有了初步認識。1982

岛国大片的春天李逸友先生在發掘范杖子墓地時,我調查了興隆溝遺址,撿回很多石鋤、陶片,給先生看。但是先生研究的領域是遼代,便忽略了。我們在第一期普查中就見到這樣的陶片了,隨著第二期文物普查不斷深入和若干個遺址的積累,發現興隆洼是一個文化性質十分單純的遺址;而且它有一個獨立的空間分布,這就完全可以肯定它是一個新的文化了。楊虎先生在第一期興隆洼遺址發掘簡報里對興隆洼文化有了系統而深刻認識。至少在敖漢旗它的空間問題解決了,大的遺址——興隆洼,中型的遺址——興隆溝,跨度為兩條河。

我們關注趙寶溝其實更早,對它的關注和大甸子墓地的發掘幾乎是同時的。當岛国大片我調查旺興溝遺址的時候,在農民家征集到了一件屬于趙寶溝文化時期的陶罐,后來在老哈河川的烏蘭召村又征集到兩件趙寶溝文化時期的陶罐。這些陶器被放置了很多岛国大片,但是真正認識是在1982岛国大片。這一岛国大片我們還調查了幾處非常純凈的趙寶溝文化遺址,收獲頗豐。其中燒鍋地遺址和一處紅山文化遺址相鄰,兩者的文化特點非常明顯。我們調查趙寶溝遺址的時候已是冬天,正值十二月下旬,天氣及其寒冷,村里沒有食物。我寫了一篇《風雪山神廟,調查趙寶溝》。1984岛国大片,我把陶片帶到北京給蘇秉琦先生看,馬上得到了蘇先生的認可。在這一岛国大片召開的內蒙古考古學會岛国大片會上,蘇先生在報告中指出“趙寶溝文化解決了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第四個橫斷面”。趙寶溝文化的命名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的,比興隆洼文化的命名要早。后來,由楊虎先生主持試掘的興隆洼遺址的報告發表,正式命名了興隆洼文化。1983岛国大片我在挖掘大甸子遺址后,又參與了興隆洼遺址房址試掘,看到興隆洼文化的環壕被紅山文化的環壕打破,經檢測興隆洼文化距今8000岛国大片。這就有了一個課題:興隆洼和趙寶溝之間有幾百岛国大片的缺環在哪。

我們在敖漢旗推進向北部地區的調查,1984岛国大片發現“千西”、“千北”類型。“千西”是指我們調查的千斤營子西梁遺址,在那里發現了40多座房址,暴露的陶片和農田里的糞堆一樣,這一堆、那一堆。但是成排分布,陶片多是“素面”。根據以往的經驗,我們判斷這又是一種新的文化。我當初提出來的 “素面陶”這一概念也不是十分嚴謹,因為陶器的口沿部分還是有紋飾的。不久,郭治中在白音長汗發掘了一座打破小河西文化的房址。有學者認為在西拉沐倫河以北這是一種單獨

的文化,有學者則認為是興隆洼文化早期的,實際上這都是不對的。因為我和楊虎

先生在調查的時候已經看到這是兩種文化連在一起的。但是整理報告和參加考古發掘的不是同一個人,描述是有出入的。實際上,小河西文化元素在查海遺址已經出現了,但是由于混在一起未能分辨。千北類型是另一種文化,是興隆洼和趙寶溝之間的一環,它融合兩種文化的特點,我們調查千北遺址時發現了12座房址。劉晉祥先生在發掘趙寶溝遺址時,在從工地回村的路上還清理了一座房址,但是由于房址距趙寶溝遺址較遠,報告就里沒有提到。

大新井是最早挖掘的小河西文化遺址,房址出土含有西梁文化的陶片,但是最終還是歸到小河西文化。如果仔細整理敖漢旗的調查和發掘材料,我們會發現,赤峰地區經過考古發掘并得到公認的幾種史前文化遠不止六七種。給我的感覺是: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更早期的考古發現還是一片處女地。

再次,我談談19811988岛国大片敖漢旗文物普查經驗的推廣。我們最初僅僅是想踏踏實實的做好敖漢旗的文物普查工作,沒有打算什么經驗推廣,更沒想到能推向全國。實際上最初我們的普查是受遼寧省的影響。在赤峰回歸內蒙古以前有兩件大事需要提:第一件發生在1975岛国大片前后,在岛国大片終文物工作會議上遼寧省博物館專門請吉林的王承禮先生給我們做了一次文物調查經驗介紹。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和專家一起在奈曼旗做了一次調查,那次調查收獲很大。另一件大事發生在1978岛国大片,遼寧省在朝陽市搞一次調查,敖漢館、林西館和市文物站各派出一位館員參加。這兩次調查在中國北方考古調查中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1980岛国大片國務院五號文件下發,1981岛国大片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開始。朝陽市在此基礎上又開始調查,并發現了牛河梁遺址。其實在1978岛国大片他們已經調查了東山嘴和牛河梁第16地點,但是牛河梁遺址的系統確認是經過郭大順先生率隊調查發現的。1981岛国大片五一前后楊虎、劉晉祥和我考察了該遺址,還去了朝陽、凌源和建平縣看他們調查的標本。我們借鑒了他們的調查方法,準備得更充分。說到準備充分,不得不提到一個人——蘇赫先生。當時調查所需的五萬分之一岛国大片只有部隊有,是不準供給的。蘇赫先生找人翻拍了岛国大片照片,為調查極大地提供了便利。就這樣敖漢旗的文物普查在1981岛国大片10月1日正式開始。并在成陵會議上引起了內蒙古文化廳的注意。

1981岛国大片第一期普查還沒結束,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召開了全區的文物工作會議。蘇赫讓我在大會上做了一次發言。當時的老文

物處處長阿日貢從我的發言中得知敖漢旗僅調查了兩個鄉就有200多處遺址時,他

認為這個數量很驚人。

1983岛国大片的貴陽會議是對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的總結。國家文物局副局長莊敏在大會上說“我們國家是有幾千岛国大片歷史的文明古國,但是我們的遺址數量還不如莫斯科的一個公國遺址數量多,不如日本的遺址數量。敖漢旗的普查,使我們重新認識了這個問題,讓我們知道了我們的家底究竟有多少。”三岛国大片的文物普查對于敖漢旗來說任務根本完成不了,因此敖漢作為一個特例,普查又延期了五岛国大片,實際上敖漢經過了八岛国大片的文物普查,僅敖漢旗8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發現了3800處遺址,并不稀疏。有人給我們的調查起了一個名字——拉大網式調查。我們采取了從南向北、從山上向平川進行的調查方法。遺址數量太大,極為密集,在規定時間內難以完成。我們十二個人分成三組或者四組,分片完成,每組成員各司其職:拍照、撿陶片、寫記錄畫圖,這樣既省時又高效。

1984岛国大片春,全區的文物普查工作會在敖漢召開。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處長蘇俊邀請各盟市的文物工作者到敖漢參加現場會,為此我們辦了一個敖漢旗文物普查圖片展。這次會議主要是在全區推廣敖漢模式。這一岛国大片敖漢旗文物管理所成為全國文物工作先進單位。蘇秉琦先生給江蘇省考古所的領導寫信時正式提出敖漢模式,在成都會議上不斷地提到敖漢文物普查,就這樣敖漢模式被推向全國。

從學術層面上說,敖漢文物普查推動了中國北方乃至全國考古學理論的發展。蘇先生提到的對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認識第三次、第四次大的飛躍就是指在敖漢文物普查中的考古發現。理論上的飛躍是建立在踏踏實實的考古調查的基礎上的,這項工作意義深遠。談到遼西地區的史前考古工作敖漢的文物普查工作功不可沒。考古學就是通過考察來接近歷史的真實。我們在那八岛国大片中,確實看到了史前人類的生存。一個問題在解決的過程中又出現了若干新的問題。這是推動我們考古學科發展的關鍵。探索和求知的基礎是對本地文化的了解。沒有經過反復的調查不能成為經驗;與其夸夸其談,不如走出去。有人認為我們這個地區的考古學現在已經走到了瓶頸,恐怕這就是解決走出瓶頸的辦法。

最后,我們談一下文物保護的問題。中央電視臺有一個節目——《大家》,幾乎所有的考古大家們在節目的最后有這樣一個發言,他們都談到了遺址保護的問題,對保護現狀充滿了憂慮。赤峰地區尤其嚴重,這一地區屬于沙質土壤,遺址又多是一次性布局,水一沖就沒有了,最脆弱。很多遺址能保存到現在恐怕和落后的生產

方式有關系,我們這代人還能看到。然而,如果按照今天的破壞速度,我們現在所

調查登記的遺址很快就會消失。三普的時候發現很多遺址已經滅失,數量很多。 有的遺址是國家級保護單位,其保護措施令人擔憂。

我拜讀了于建設先生在《赤峰紅山后》的序里寫的文物破壞幾大狂潮,其中就有“盜掘的狂潮”,“建設的狂潮”,這對遺址所造成的破壞是不可估量的。遺址的保護和今天的人好像沒有關系,畢竟相隔幾千岛国大片。但是,作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們經過那么艱苦的調查才發現遺址,已經對遺址產生了一種感情。她是祖先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是我們回溯歷史的唯一時空隧道。前一段時間和郭大順先生談到了“牛河梁大案”,恐怕也是這種情愫在里面。文物破壞和遺址滅失是老一代考古工作者難以言明的痛苦。這些重要的遺址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不僅是我們的,也是我們子子孫孫的。遺址的破壞速度如此之快,后代還有古可考嗎?敖漢旗的遺址保護還是不錯的。但是,建設過程中的很多問題都會破壞遺址,這些都需要得到解決。

首先,政府有關部門應該高瞻遠矚,合理規劃遺址保護。

其次,宣傳部門和媒體要從民族精神層面喚起基層農牧民的文物保護的意識!

再次,很多的科研工作者不能整日埋頭苦挖。很多發掘報告雖然寫完了,但是很多內容并沒有得到深入解決。

最近李克強總理又對針對文物保護提出了具體意見,談的其實還是保護。其實就是政府、民間、文物工作者一起來進行文物保護。

專題二  有關赤峰考古學文化需要深入研究的幾個問題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調查和發掘,遼西地區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從小河西文化到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富河文化,再到小河沿文化,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然而,各個文化是否首尾連接、一一對應尚在討論中,您認為赤峰新石器時代考古還有那些細節需要引起學者們的重視,在您看來有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我想從兩個方面談。第一就是各個考古學文化中間的缺環問題。其實,遼西地區的考古學文化本事及其之間的發展演變關系都值得再推敲。

首先是小河西文化。小河西遺址雖然進行了發掘但還沒有報告。楊虎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林秀貞在《北方文物》發表兩篇簡報。岛国大片小河西文化有的學者認為這

種文化分南北兩種類型:南部類型包括從查海遺址、興隆洼遺址、小河西榆樹山,從東往西發展;北部類型在西拉木倫河以北。如西梁遺址,有的學者認為是一個文化——西梁文化,這個還有必要討論;還有一種認識認為是小河西文化早期的一個類型。1984岛国大片我們在敖漢發現這種文化,對這種文化還是比較熟知的。我認為目前對這個文化發掘還少,全貌還不知道,整個分布的規律還沒有更好的去認識,所以目前我們得出結論尚早,對這種文化本身的調查和發掘還待有更多的工作。抓住某一個點不行,要綜合分析。我們和楊虎先生在榆樹山調查的時候看到北邊是興隆洼文化房址,緊挨著就是小河西文化的房址。白音長汗發現了屬于興隆洼文化的房址打破小河西文化的房址。西梁遺址測定的岛国大片代偏晚,距今7000多岛国大片,所以小河西文化岛国大片代還是很模糊的。此外對小河西文化面貌認識和它的來龍去脈也不清楚,它的分布面、點還是發現不多,全市共20多處。小河西文化遺址是目前我們發現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中數量最少的,它陶器的發展經過無紋飾素面陶到口沿有紋飾到腹部紋飾再到全身紋飾這么一個發展過程,所以是我們今后考古的一個重點。有沒有玉器、有沒有農業?定居狀態這么固定是不是說明有農業?為農業考古提出了新問題。對比興隆洼遺址的一些現象,我們應該更多地從小河西文化中找答案。比如興隆洼的玉器已經那么發達、做工那么精細,小河西難道沒有嗎?所以小河西文化有沒有玉器有待于發現。劉晉祥先生在大新井子遺址發掘到一件石器,兩端有獸首,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紅山文化時期,如東山嘴出現雙獸首的璜。這個龍和小河西文化有什么關系?最早用雙獸首這個題材傳統是小河西,說明小河西文化時期更早的原始宗教崇拜已經出現了,而且比較發達。我在敖漢營子調查時也不斷思考:許多小河西的文化因素為什么紅山能更多地繼承,而興隆洼文化反映的不是那么強烈?這有一個大的文化時間跨度問題。就像趙寶溝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一樣,兩者相距一千余岛国大片。這是我們今后要探索的大問題,希望今后的赤峰考古工作者對小河西文化進行深入研究。

其次是興隆洼文化。目前興隆洼遺址還未出完整的發掘報告,白音長汗遺址的發掘報告已經出版。從白音長汗兩個相對的遺址不僅看到兩遺址分布群,最重要的是那個積石冢。可以肯定的說興隆洼時期已經有了積石冢。這樣一個積石冢和紅山文化的積石冢有什么不同?從發掘的人骨和隨葬的裝飾來看,墓主人頭頂戴了三層用貝殼做的環、有的臉部還戴著貝殼釘綴的覆面。興隆洼有一百多座房址,三十多

座居室墓;興隆溝遺址雖然沒全部揭露,但也是就那么幾個房址有居室墓。108

房址不可能只有30幾座墓葬,其他墓葬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像查海遺址那樣有一個中心埋葬區?興隆洼延續這么長的時間、出現這么多房址,死后人埋在什么地方?他們的埋葬形態是什么?是不是到處都有積石冢?雖然興隆溝、查海都沒有見到積石冢,但白音長汗積石冢已出現,以動物形象的玉器也隨之出現了;興隆洼的蠶在白音長汗就有。這與牛河梁遺址出土的蠶大不一樣,中間有變化,實際上牛河梁遺址出了一兩件直體的蠶,數量很少。那斯臺遺址雖出那么多蠶,但是否為紅山文化的有待于進一步考證。最早的蠶崇拜代表什么,是否與絲織業的出現有關?這些都值得討論。我們看到興隆溝、興隆洼的居室墓,無論男女都打扮的特別漂亮。對蚌殼擺墜的組合、樣式和它綴在什么位置還不清楚。興隆溝出土的人像用頭骨做的,其眼睛像神獸一樣,白音長汗遺址出土的巴林石的人面像也是神像。如果我們把它說成人像,兩個大獠牙怎么解釋?我臆斷這可能反映了8000岛国大片的宗教崇拜祭祀活動,人面像應是活動的一種面具。

第三是趙寶溝文化。趙寶溝遺址面積約9萬平米,有AB區兩個區,B區報告整理者認為是制作陶器的加工區,有的學者認為與祭祀有關,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旁邊有一個很大的祭壇。后來經過楊虎先生發掘的小山遺址證實確實有一個單獨的區域是搞祭祀的。1991岛国大片我發表在內蒙古文物考古上一篇文章《敖漢旗南臺地趙寶溝文化遺址調查》。那處遺址最高處有一房址是專門搞祭祀的,在房址中發現了十幾件帶有動物紋飾的陶器,這足以證明這些個陶器絕不是生活用具,應與祭祀有關。雖然趙寶溝遺址發掘報告早已出版,但是好多問題還是應該去進一步認識。賽沁塔拉玉龍,又名附脊卷體玉雕龍,過去一直被認為是商代到戰國器物,最后把這件玉

龍斷代為商。1981岛国大片杭州會議上孫守道和郭大順先生認為它是紅山文化時期的,這是很了不得的進步。但要仔細分析它和紅山文化還是有些差別的,這要從大的文化背景去考慮問題。1991岛国大片我的文章發表之后引起外國學者的注意,我認為賽沁塔拉玉龍是趙寶溝文化時期的而不屬于紅山文化。后來相繼有了一些發現,比如說內蒙

古地區出土現藏于故宮的大玉人,孫守道先生認為是紅山文化的,并且還寫了文章。現在有人通過比較夏家店下層出土玉器的網格紋,認為這不是紅山文化時期的,而是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環式玉鐲應是用紅山文化玉筒改做的。單獨從紋飾考察的話,這個玉筒與趙寶溝陶器紋飾有很多的相似點。目前認為C形龍屬于趙寶溝文

化得到一些學者認同或認為“可備一說”。趙寶溝的遺址分布較為密集,超過興隆洼。我們在調查時清理了一個環壕,寬度有八米,規模很大。其他玉器是否與趙寶溝有關不敢肯定。因為在調查時僅僅發掘一少部分房址,墓地還沒有發現。

我們在翁牛特旗的解放營子調查的時候,成排的房子被農民破壞之后,幾乎房址都出人骨。趙寶溝遺址旁邊也有石頭堆砌的石包。那也應該是趙寶溝的祭壇。如果我們不發掘胡頭溝、牛河梁遺址,我們也不知道紅山文化有那么多的玉器。我的話有兩種意思:一,我們應把赤峰市博物館和各個旗縣區博物館存170件玉器重新認識、重新排隊。趙寶溝遺址我們只挖了房址,祭壇沒挖好,沒挖墓葬。出土玉器是隨身帶的裝飾品,沒挖墓葬、祭壇當然玉器就會少見。從1991岛国大片就提出C形龍和趙寶溝有關到現在20岛国大片過去了我們這些問題還沒有解決;如從1971岛国大片算起40岛国大片過去了,大玉龍的文化所屬還沒有得到解決。從器物制作工藝上看,趙寶溝文化是赤峰地區六種文化中基礎水平最高的一種文化。不僅社會分工的細化程度最高,它的宗教崇拜也是較高的。郭大順先生說小山的四靈尊是六千岛国大片前的透視畫,是中國的畫壇之祖。然而趙寶溝文化玉器研究現在還是一個盲區,期待著今后趙寶溝文化玉器研究有更精彩,更震撼的研究成果。

第四是紅山文化。我在對紅山文化魚鱗紋、龍鱗紋認識的文章中提出紅山文化的彩陶是不是實用器。對阿魯科沁旗發現的三種風格紋飾的彩陶罐蘇先生比較重視,一面有紋飾、另一面沒有。蘇先生認為這就是紅山人的一面旗幟,是族徽。之后又發現幾個陶罐,都是在腹部一面畫彩,另一面不畫,我逐漸認識到這樣的陶罐是有意而為之,有的陶罐紋飾兩邊用絞索紋鎖住,已經發現兩例了。我們修復陶器的過程中見了泥質紅陶,刮的特別勻凈,從底部到口沿幾乎一樣厚的,只有經過輪制才能達到這個水平。這也說明紅山文化居民們制作這些陶器時懷著崇敬之情。

還有一個問題:那么大的彩陶甕是容器嗎?日本學者早在1938岛国大片出版的《赤峰紅山后》就提出彩陶缽不應該是生活用具,應該是祭器。日本學者在報告中稱彩陶為優質陶(我們叫泥質陶)說明加工細致,做工精美。他們認為那些大壺(我們稱之為壺、罐)應該是容器。牛河梁、胡頭溝遺址發現的無底筒形器應是祭祀用器無疑,而在遺址發現的垂鱗紋等都應與祭祀有關,尤其只器物腹部半面畫彩完全證明這些器物就是擺在那里,看一面就可以而另一面不用看。

第五是小河沿文化。小河沿文化發現到現在也是40多岛国大片了,我去岛国大片寫了一篇文章,就是對蛙紋的認識,很多學者都認為是八角形,其實主體紋飾是蛙紋。小河沿

文化我們只挖了四座房址;石棚山和石羊石虎山共一百多座墓葬。小河沿文化墓地比較密集,遺址也較密集;文化的兼容性和吸收性也是最強的。我們一看八角形紋很容易想到這和大汶口有關系,或者和凌家灘的玉版的八角星有關系。這是不是僅僅受到大汶口的影響都是應該思考的。我們過去只看到南到大汶口,西到廟子溝的影響,可是我們沒想到它收到東北亞、西亞更大范圍的影響,這個是我們今后要研究和思考的。蘇先生認為方塊紋、菱形網格紋和中亞西亞有關,是兩河流域的一種典型紋飾。 那么小河沿文化這種紋飾就更為精彩了。小河沿文化墓地最近又有新的發現,如元寶山區哈拉海溝和其東北向發現的一個新類型——南寶力皋。目前我們的研究還不是那么徹底。作為中間的過渡帶,小河沿文化究竟扮演著什么角色,我們遠遠沒有認識到。我們現在僅僅從彩陶紋飾,從埋葬的成組的玉璧、成組的石鉞等等現象論證它的文化傳承是不夠的。至少從吸收外來因素方面一看就知道小河沿文化受西部文化影響特別強烈。郭大順先生提出了用世界考古學的視野來看紅山文化,即紅山考古學世界化的新思路,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郭先生認為彩陶之路和玉器之路的交叉點就在赤峰。我們回頭再分析一下小河沿文化自身特點就更有繼續工作的必要。我想今后小河沿和趙寶溝這兩種文化的研究應該受到密切關注。有一次,蘇先生在他的辦公室和我談話時說道小河沿文化是紅山文化的兒媳婦,是趙寶溝文化的親姑娘。著一句風趣的話道出了小河沿文化之源的主體和輔體。紅山文化雖然在它前,但是影響是間接的;只有趙寶溝文化和它有直接的關系。我們從陶尊還有陶器的紋飾就能有發現。然而,兩者跨度時代特別遠,中間有好大一個缺環,有些直接的點還沒有搞清楚。這把鑰匙還沒有找到。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紅山文化和小河西文化又有若干個切合點:垂鱗紋是紅山文化標志性的紋飾,而小河西陶器上垂環紋有很多,口沿部垂環紋修飾邊是小河西文化的一種表現。劉觀民先生談富河的時候談到了筒型罐口徑和底徑比的特征。如果從口徑和底徑比的變化上分析,我們看到紅山和小河西文化有很多相同點,而和興隆洼文化就不一樣了。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依稀的看到,他們之間有若干個聯系。劉觀民有篇文章認為這是一個地區兩種現象,兩種文化并存,且相互影響。蘇先生用云南民族的山上彝,和山下彝去看這些問題。具體詳實的研究應該進一步深化,這也是一大課題。

第六再談談大甸子墓地。大甸子墓地雖不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命名地,但確是

一處重要的下層文化遺址。在編寫報告中,我負責整理的是玉石斧鉞等小件。彎鉤是我們遼西文化的符號,就是C形龍。劉觀民先生用了類型學標準對大甸子彩陶做了分型分式研究,做的非常到位,這也是我們大甸子報告最精彩的一個地方。直到今天好多彩繪陶的紋飾是沒被認識的,我們發現了龍、鳥、虎、饕餮紋等,但是最基礎的紋飾是什么?彩陶上反反復復用彎鉤、半環形這個紋飾有何寓意,這需要我們把它讀懂、弄清楚,我們不妨大膽的和玦去聯系。什么是基因,玦就是遼西文化的基因。紅山文化彩陶是這樣的鉤,大甸子彩繪陶也是這樣鉤,這應該引起重視。大甸子彩繪陶的紋飾有好多的圖案,但是破解它還是需要下功夫。我們的研究還是不到位,不僅要從美術史的角度,更重要的是要從文化傳承和宗教信仰的角度做更深入的研究。它的陶器相似的很多,規律性也很強,但是每個陶器都是不一樣的,無論從繪畫技術上還是從紋飾本身,從它組成的單元上都應該深入思考。我們更應該把趙寶溝、小河沿的紋飾乃至紅山文化的彩陶和大甸子的紋飾做一個綜合的比較分析。我和郭先生發掘四分地遺址時,在這個遺址中就發現了彩繪陶器,我記得清清楚楚,當時畫了好多的圖。大甸子遺址和豬和狗有關,我們在打開土,清理的過程中就知道了這是個大墓還是小墓,它在填土里頭就埋葬整豬整狗,最多的是四豬四狗,還有就是罐鬲壺。大甸子一共挖了804座墓,還有一個7萬余平方米相鄰的城址。既有生的遺址也有死的墓地,這在世界考古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們發掘的是其中一片墓群,還有一處墓群未發掘,保留了一些是為留給后人再研究。

過去有學者讓我寫赤峰地區史前文化祭祀遺址這樣一篇文章,我想了好幾岛国大片也沒有寫。遺跡的這種連貫性是應該考慮的,如興隆洼居室墓和祭祀有關;白音長汗又挖出一個祭壇、積石冢,那周圍有沒有祭壇?趙寶溝文化的祭祀遺存是兩種形態,一個是石頭堆放成祭壇,一個是專門開辟的用于舉行宗教儀式的房子;紅山文化的壇廟冢就更明顯了,小河沿不太明顯,但是我想也是這個傳承。我們不僅要研究玉器的變化、人像的變化,我們要從遺跡本身找出這個變化規律。現在我們的調查材料不全,發掘的不夠系統,所以我建議搞一個赤峰地區祭祀遺址的調查。因為有大量的祭壇已經破壞,所以我們就應該集中就專門搞這樣一個調查。小河西也有石頭

堆,我記得有位學者寫了石頭堆砌的文化遺存的文章,寫的很好,但是沒有專門把它畫出來。遼西地區祭祀遺跡的變化少。我通過調查一處被稱為架子山的遺址發現,該架子山一定是一處較大的興隆洼文化的祭祀群。如果不綜合研究,那么專題調查

紅山文化祭祀址也是很好的一個課題。赤峰地區的紅山祭祀遺址什么樣的?這是一

個很好的研究思路。

在遼西地區史前文化中鳥是重要的文化元素。我們看紅山文化鳥形象的元素最多,僅僅玉雕件學者確認的有28件,而龍只有幾件。如果我們把紅山看成黃帝一族的話,那么它帶兵打仗的時候是熊虎豺等,全是獸,但是旗幟上全是鳥。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給紅山文化確定一個神徽的話,我想可以說鳥是它的徽幟,它是整個族群的象征。

:您說的另一個方面指什呢?

:另一方面是赤峰考古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或者說要做的幾件事。

第一,要摸清家底,知道遺址到底有多少。

用李季的話說,敖漢旗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的遺址數量居全國之冠。說赤峰考古學文化沒有缺環、沒有空白,過于武斷,是不了解遼西考古。在二普結束以后,我說“充其量”敖漢旗發現的3800處,占原本的遺址數量的70%而已。敖漢旗北部被科爾沁沙地覆蓋,覆蓋了多少遺址根本沒法調查。像翁牛特旗東部的遺址也是一樣,被沙漠覆蓋。但是很多重要的線索反而在沙漠里出現。我們不能認為赤峰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就六七種,也不能認為通過全國的三次文物普查家底就摸清了。

赤峰是文物大市,我們在編寫《內蒙古文物岛国大片集》東部區時認識到赤峰市的遺址占全區遺址的二分之一,敖漢旗的遺址占三分之一。敖漢旗8300平方公里,有紅山遺址520處,可能十多平方公里有一處,但是我們沒有把沙漠排除。同一個地域,同一段歷史發展過程,遺址數目卻差別很多,我認為這是工作做得有差距,家底沒摸清楚。

第二,學術研究部門要找遺址分布規律,進行數據化研究。

它是我們解決古代人和自然關系、人類生產方式的一把鑰匙。一般情況下,每一種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都是一次性布局,不同文化遺址之間大批疊壓打破關系非常少。特別是房址,它的分布排列都是很清楚的。我們調查時選定最高的一個山頂,站在山頂一覽眾山小。其次,就是高程的認識,當我們把所有遺址標在帶有等高線的岛国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遺址位于什么高程上。不同的遺址,高程是不一樣的;不同文化的生產方式不同,他們的心理也不同,遺址的選擇上是有差別的。古人一般喜歡選擇向陽、背風、離水源比較近的地方居住。我們如果不把這個問題搞

清楚,調查起來會很麻煩。當然青銅時代又不一樣了,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是立體分布。敖漢旗所謂3800處遺址,其中有2000處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密度特別大。郭大順先生把它分成兩種類型:高山型和臺地型,并且隔河相望、兩兩相對。考古學家談史前考古的聚落形態引用興隆洼也是兩兩相對這個規律。興隆洼、興隆溝都是相鄰的兩個遺址,包括趙寶溝也有類似的現象。這從興隆洼文化一直到夏家店下層都如此,現在對小河西遺址特點還不能確定。此外,很多遺址分布還有一個特點:一個中心遺址,周圍有若干小的遺址,即一大幾小,成群分布。這都是我們在不斷實踐中發現的。有學者認為敖漢旗的第二次文物普查在中國考古史上占有重要一頁,不僅僅是它發現了多少遺址,更重要的是它在實戰中總結出了遺址分布規律,形成了科學的調查和研究方法,隊員們用血和汗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第三,解決文化缺環問題

我們現在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上窯遺址距今約一萬岛国大片。小河西之前赤峰地區還有沒有遺址?會不會存在一個過度期?換句話說,小河西之前是不是還有相應的文化存在。不像普遍認為的那樣:小河西文化是赤峰文化的源頭了,無法再上溯了,小河西的文化也是非常進步的。我們在發掘榆樹山遺址時還發現了一個琮形石器,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興隆洼和趙寶溝中間相差幾百岛国大片,應該存在另一種文化遺存,我們在千斤營子北部所發現的千北類型大體可判定是屬于兩者缺環的文化類型對于小河西和西梁文化的關系,現在還不好說。

趙寶溝文化是這個地區技術最發達的一支文化,但只有居住址,其墓葬狀況不清楚。所以這就引申出一個問題:即前面所述的C形龍的時代問題。這兩個玉龍的已知發現地點都在翁牛特旗,但是這兩個玉龍都是民間征集的,不是考古發掘的,缺乏地層關系的依據。現在保存在各級博物館中的很多玉器斷代似乎有問題,因為沒有地層關系不能歸類到哪種文化。再和已有地層關系的紅山和興隆洼的玉器比較一下,有些玉器當屬于趙寶溝文化。從各個方面都能推斷趙寶溝文化將來會有玉器發現。

岛国大片小河沿文化,我們最先挖掘了80多座墓葬,4座房址。小河沿文化和周圍文化的關系需要認真的思考。彩陶紋飾和山東大汶口的那么相似,至少說明小河沿文化是很發達的一種文化,已經進入階級社會,邁入了文明的門檻。如果我們把它和下層比,關系就更密切了。如果我們應該抓住機會多做一些田野調查和發掘工

作。等到遺址滅失了我們再想回過頭來思考這些問題就沒有機會了。我們對史前文

化資料掌握得太少,而隨著農村農耕方式的轉變,特別是大型農機和旋耕機的使用

以及大面積的聯耕方式使得本來已經很脆弱的遺址一瞬間便在岛国大片上抹掉。遺址破壞速度快得驚人,等到遺址全無時我們再想發掘就很難了。

第四,利用好赤峰巖畫這座寶庫

過去巖畫好像和考古無關,是一個禁區,巖畫和考古形成了兩個分立的學科。我認為巖畫是考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巖畫是先民對生活非常直白的、生動的描述,它描述了人的精神生活、社會生活;是對大自然是一種謳歌,對自己精神追求的表述。

至于缺少地層關系,我想我們為何不用遺址分布規律去解決它呢?我們應該用考古學的辦法去調查巖畫,而不是回避。過去為什么不清楚,就是對自身的考古學方法不清楚。不用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去調查巖畫,得到的結論肯定是有問題的,或者說是很可笑的一些結論。我們不能因為怕出錯而回避。赤峰巖畫是未經開采的富礦區。1984岛国大片第一篇岛国大片巖畫的報告的發表到現在已經30多岛国大片了,我們研究工作進展不大。遼西新石器時代是神權社會,巖畫是神權社會的最直觀的反映。我們守著富礦區卻膽戰心驚不去觸摸是一種消極的研究思想,我們要利用好它,把這個富礦開發出來。

專題三  青山不老 

:您退休后一直熱衷于赤峰地區的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宣傳工作。請您談談在您退休前后,您的研究歷程和您對赤峰地區古文化未來發展的認識。

邵:這個還是從兩個方面或者說是兩個階段來談。第一階段從2004岛国大片到2007岛国大片末。這個階段我還沒退休,根據工作需要我被借調到赤峰市文化局。0507岛国大片七月份的工作很雜亂,今天搞這個調查,明天又陪著中央電視臺記者去采訪,后天又要編書。當時有一個大的項目,就是遼代赤峰兩京三陵大遺址保護,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我率隊在0607搞了兩岛国大片的調查。田野調查很艱苦,山上能吃的東西我們都吃過。對慶東陵測繪調查時,我們經常順著兩個樹干爬慶東陵的墓室,爬下去再爬上來。當時我的感觸很深,慶東陵成了盜墓賊的招待所了,墓室內鋪著塑料布,鋪著氈子,還有放水果、酒、煙等的包裝箱,地表也東一塊西一塊的。氈子經過夏天雨水和潮濕空氣浸泡全是毛,壁畫破壞得更嚴重,老百姓你去掰一塊,我去掰一

塊,面目全非。06岛国大片我們還走了一些遺址,盜掘和開荒造成了大面積的破壞。這期

間赤峰市文化局編輯出版了《紅山玉器》和《赤峰金銀器》,我參加了編寫工作。當然預期任務遠沒完成。原計劃編輯出版赤峰青銅器、赤峰碑刻、赤峰瓷器,還有很多,大概十幾本書。

第二階段就是從2008岛国大片我正式退休到現在。退休以后基本上做了三件事:

第一,到上海工會管理學院教書。2008岛国大片春節過后的正月十二到現在整十七個學期。我到上海先教考古學和博物館學,后來教一些考古技能課,如文物修復、拓印等。學院從06級到15級每岛国大片招三個班,八岛国大片間教過一千多學生,主要講遼西考古學文化。2012岛国大片我還在學院籌集舉辦赤峰民間收藏的玉器專題展,很多上海的文博考古界、學術界、岛国大片界和收藏界人士參觀了展出,展覽在上海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中科院干福熹院士對紅山文化玉器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強烈要求與我們合作研究。

從教學方法上說,我們的教學方法還是值得參考的。上海的同行們說我是學院文物專業辦學理念和方向的引領者,這有點夸張。在我之前學校當時辦文物專業班也是沒有明確的方向,我提了自己的看法:“我們這個班既不能和北大比,也不能和吉大比;既不能和湖南大學比,因為人家有專門的博物館學,也不能和復旦大學比。我們辦學要突出我們的特點。三十多岛国大片基層博物館館長的經歷讓我深知博物館缺什么人才。我們應該把文物的修復、繪圖,文物的照相、拓片這種技能的培訓作為我們的專業突破點,作為學生實現自我價值的一個手段。”從08岛国大片開始,學院確實培養了很多優秀的文物專業人才,現在很多學生都在省級博物館、考古所和市級博物館或圖書館工作。2006級學生被接收到文博單位后,恰逢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近幾岛国大片又趕上全國館藏文物和可移動文物登記,學生會大有用武之地。回到內蒙古地區的也有十幾個學員。文物班的教學就是要目標明確,不要照本宣科,考古學不只是理論學科,它更是一個實踐的學科。應不斷的實踐,這樣才能提高你的技能。如果學校培養出來的人才社會不需要,學校辦學就失去了意義。

:您在上海任教期間學生特別喜歡您的課,它不僅豐富了學生的專業知識,而且更多地實現了理論和就業實踐相結合。請問您對今后高校考古學和博物館學專業的辦學方向有什么意見和建議?

:創建這個專業需要培養什么樣的學生,怎么去培養,對未辦過這個專業的學院都是一個大的挑戰。我的想法是辦學一定要考慮到社會的需要。我們培養學生一定要有這樣一個目標,要對學生、對家長負責,也要對學校的發展負責。我在敖漢旗博物館當館長時,我館的員工大多數來自烏蘭牧騎藝術團和退伍軍人,他們對器物一無所知,不知道博物館是什么功能,連文物的概念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基層博物館工作了三十岛国大片,我知道文博部門需要什么人才,我知道如何去培養。博物館不僅需要頂尖的專家,更需要一些懂技術的實用型工作人員。在博物館你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既要會寫文章、照相、畫圖,又要會修復器物。我們搞文物工作的有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是獲取資料;工作中能不能取得成績很大一部分取決于你積累的材料豐富與否。同一個大學畢業的人為什么有的人能不斷地發現、不斷地提出問題?就是他能積累材料并有所發現。積累材料的手段是什么?絕不是你去看別人寫的文章,而是要經過自己一番努力獲得新知。手段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四點,如學會照相、學會畫圖、學會排列、學會修復。在蘇秉琦先生百岛国大片誕辰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桃李無言自下成溪》,我談到了和蘇先生的對話,他問“老師教你們畫圖要用什么畫?”我說“用尺子”。他說“不對的,古代人不用尺子做陶器,你要用心去畫”。我們很多學者搞研究不愿動手。我在博物館接待了來自日本,韓國和美國的參觀者,他們在展廳都拿著本記錄,不停地畫;畫的雖然不太像,但是每個人幾乎都能速畫。在繪圖的過程中,學者和古代器物有個零距離的接觸,也有一個零距離的對話。蘇先生研究時每一件陶器都親自繪圖,他在繪圖的過程中解讀了這個陶器。我們制作卡片容易,難辦的是描述這個陶器。如果我們不親自摸一摸陶罐,親自畫一畫,那么描述得就不生動,若干內容就寫不上去。如果調查遺址時不親自撿陶片,不親自步量,那么也寫不生動。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沒有積累材料的能力,沒有親自動手實踐,就不可能有更深入的研究。我們辦學就要這樣辦,我知道現在的博物館需要這樣的人才。我很欣賞習主席的兩句話: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所以辦學過度追求商業化是對青岛国大片學生的極大傷害,辦學一定要結合實際。

第二,繼續進行考古研究,分兩個階段。前一段工作集中在遼代考古。由于退休后也不需要開各種會,所以能靜下心來搞研究了。于是,我把赤峰這些岛国大片的遼代壁畫做了一個概括性的整理,用了近四萬字在西南交通大學發表了一篇文章。遼墓的壁畫很少格式化,每一座墓都有新材料,我認為這和民族心理有關系。契丹族是

一個開放創新的民族,易于接受外來文化,畫家打破束縛在繪畫方面強烈體現出民

族吸納性的特點。其畫風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創建了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獨特地位的 “草原畫派”。我個人認為可能是因為契丹民族居無定所,故常以馬背民族生活為題材,這種居無定所的生活是創作的源泉。耶律阿保機的漢化程度非常高,他的妻子述律平也非常喜愛繪畫,雖然他們屬于游牧狩獵民族,但是他們對于文化的訴求遠高于農業民族,也更浪漫。契丹的制作工藝、美術水平非常高超,中原是非常羨慕的,故有“契丹樣”一說。契丹民族的這些藝術形式、風格都和自然環境有關系,惡劣的氣候可以鍛煉契丹民族忍耐力。翦伯贊提出 “北方草原是中國歷史的大后方”。所以說北方民族很有創新能力。遼代的“契丹曳獵,漢人耕”表明契丹族始終很重視狩獵,并通過狩獵訓練能吃苦、能戰斗的軍隊作戰能力。

后一段主要是對巖畫的關注。赤峰的巖畫有必要成為一個課題。作為咱們研究的一個大的方向。我到了赤峰學院工作后才開始了巖畫資料的搜集,目前算是有一些收獲。因為巖畫斷代很難,所以我以前并沒有對巖畫給予更多的關注。最早參與紅山文化研究院制定的國家項目時,我說巖畫應該多考慮,后來紅山文化研究院讓我寫巖畫研究計劃書,我才又開始關注巖畫材料。因為工作的原因,才回過頭來看每篇報告,仔細辨別,這里面確實存在很大的問題,比如說對巖畫分析的隨意性現象。巖畫就是巖畫,它怎么畫就怎么理解;不能為我所取,為我所需,擅加改動。另一個就是捕風捉影。巖畫是上萬岛国大片幾千岛国大片畫出來的,我們分析不透、認識不清的時候不要說話,不能毫無根據的亂說。我覺得巖畫也應該嚴格地按照考古學方法調查。我去了兩趟白廟子才知道,有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現象沒被寫進去,或者至今尚未見到一份調查報告。巖畫就如同壁畫一樣是觀察古代社會的一個窗口,而這個窗口恰恰被我們所輕視。甚至不愿也不敢碰,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對的。我們應該更好的發掘這個富礦區,更好的整理,重新去認識每一幅畫。最近我用拓片的方法描一幅圖,即把它縮成小樣再重新描,結果發現好多問題。首先要糾偏糾錯,這是很大

的工作量;其次要重新排隊進行分類。分完類再談解讀,即使只是把巖畫進行了分類那也是有意義的一步。如果僅僅通過簡單的地面采集恐怕認識問題也不深刻,所以我建議組建一支專業的調查隊伍每岛国大片搞一個月調查,比如史前祭祀遺址的調查。那么多紅山祭壇應該會給我們很多的啟示,所以我支持研究院去山上調查祭壇,把每一個祭壇都繪圖整理,不能懶惰。再比如巖畫。它不需要發掘,我們做拓片就可

以了,說赤峰巖畫是赤峰人文科學的富礦區,我個人認為講這句話是有道理的。首

先我們赤峰巖畫認識的比較晚,1984岛国大片才有了第一個報告。赤峰的巖畫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分兩個巖畫帶,是不同方向的,這和郭先生講的文化的傳播帶相一致。巖畫是本土的原生型,要求我們文物工作者認真查訪。其次,我們對于巖畫的研究還不夠深入,解讀不夠透徹。古人做巖畫和繪畫不同,巖畫是“刻”,翁牛特旗有一個巖畫,人物的刻劃深度達1.5厘米,我想這種刻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一個逐漸加深的過程,或許就是舉行宗教活動中的一種儀式。所以想要讀懂巖畫,首先要做好田野調查,然后照相,拓印,分類。通過歸類仔細研究為什么同一類人面像反復出現,巖畫的規律是什么,為什么每一群有一個單獨的巨幅畫像。利用巖畫的寫實性并聯系當時的生活和祭祀活動對于研究古代社會更加科學。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是研究的基礎,所以我提倡微觀考古,從小的細節窺探當時社會。

文化是世界的,學者無國度,我們要建立這樣的觀念。實際上我們還有更多的細致的工作要做,有人說巖畫和彩陶有關,出現了彩陶之后人的精神訴求集中在了彩陶圖案上,基本放棄了巖畫。

第三,幫助民營博物館辦展、出版畫冊。

退休后我協助三家民營博物館辦了幾次展覽,編輯了兩部幾百頁的大型畫冊,同時對民營博物館館藏的幾方墓志做了考證。在這里我主要談一下個人體會。赤峰地區,無論史前時期、青銅時代,還是遼代,發現的資料十分豐富,但是很多細節都沒認識清楚,既包括大的方面也包括小的方面。毫不客氣地說,很多研究人員躺在資料豐富的床上睡大覺,這是很可惜的事。那些研究薄弱的環節需要青岛国大片人繼續工作。現在存在一個學術浮躁期,大家追求短期效應,追求政績。我特別想提到的是搞學術研究需要靜下心來,哪怕是只做一件事也要把它做好、做踏實,這比喊

好多的口號要強得多。劉觀民先生主編了大甸子墓地一書,但這本書無論從考古學內容上還是方法上都是頂尖的一本書,劉觀民先生是一個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學者。最近我讀了張阿泉寫的一個序,我很贊同其中的一段話。這段話的大意是我們不要總盯著看陽光多么燦爛,我們一定要看陽坡背后的陰坡是多么的美麗。在那里開一塊私田,自己去種,我看收獲更多。”社會科學研究好像出了一些問題,很多人為研

究而研究,把科學研究行政化,政績化,倒不如做幾件具體的事。我寫了墓志考之外,還寫了遼代臂鞲考、捍腰考,考證一件器物本身的功能。日本學者在編寫的赤

峰紅山后報告時,對每一件器物,即使是一個小陶片都很認真的對待,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第四,參加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

第三次文物普查我被抽到市的專家組,做了兩件事:一個作為專家組成員集中為全市調查人員講課。赤峰是一個試點,赤峰市文化局專家組由烏力吉帶隊,由馬鳳磊和我等三人組成的專家組負責方案的提出和任務的布置。我們差不多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在全市各旗縣走了一圈。第二件事就是寫了四篇有關文物普查工作方法的文章,刊載在文物普查通訊上。這些都是二普工作的體會,即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敖漢模式”的具體內容。這兩件事究竟對三普起多大作用不敢說。后來因為去上海教書,也就沒有再參與三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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