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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山文化與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答問

         ——教育部長江學者、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趙賓福教授專訪

 

                            趙賓福  馬海玉

 

    馬海玉:趙老師,您好!知道您很忙,但還是想約定一個合適的時間,就東北地區紅山文化研究和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相關問題,對您進行一次專訪。今天終于有了這次機會,但愿沒有打擾到您。

    趙賓福:海玉老師不必客氣,你采訪我,我很高興。既然是學術訪談,我一定全力配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馬海玉:謝謝趙老師!大家都知道,您的研究領域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和東北漢以前考古。要是站在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或全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層面上看,您會對紅山文化和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給出一個怎樣的評價?

    趙賓福:勿須諱言,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起步較早,研究開展得也比較深入,無論是材料積累,還是問題探討,都領先于東北的其他幾個地區。打個比方來說,假如我們把中原的陜晉豫地區看作是全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標桿,那么遼西地區就是整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標桿。我說的標桿,其實就是岛国大片代標尺,是學者們相互交流學術問題時需要使用的“普通話”。人們往往用這把尺子衡量和表述其他地區的材料,也常常把其他地區的材料與這把尺子進行刻度對比,把握時間關系。比如,大家說趙寶溝文化與中原地區的半坡文化早期相當,屬于仰韶時代早期偏早階段的遺存,這就是參照了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標尺在講話。再比如,我們說新樂下層文化的晚期與紅山文化的早期相當,這就是參照了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標尺在談問題。一句話,全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看中原,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看遼西。進一步從遼西地區自身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現狀來看,我們不敢說在全國是領先的,但至少可以說是不落后的。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專題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可圈可點的令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上個世紀80岛国大片代中期遼西喀左東山嘴和建平牛河梁兩處重要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為考古界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理論和走向中華文明探源道路,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基礎。換言之,利用考古學材料探討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是從東北的遼西地區開始的。與此同時,也大大地提高了紅山文化在全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中的知名度。現在,如果讓我們在整個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中,選擇一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考古學文化,那一定非紅山文化莫屬。用我常說的一句話來講:紅山文化是東北地區的明星文化,是國內外考古工作者及廣大社會公眾認識東北考古和關心東北考古的一張名片。

    馬海玉:如此說來,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和紅山文化研究,重要性毋容置疑。那么,對于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歷程,您能談談您自己的認識嗎?

趙賓福:我覺得,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的2060岛国大片代,主要工作為零星的調查發現和小規模的清理發掘。這期間比較重要的是瑞典的安特生在1921岛国大片秋天發掘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之前,先在春天發掘了遼西錦西沙鍋屯遺址。正因為如此,我才經常講,以田野考古發掘為標志的中國考古學實際上是從東北開始的,換句話說中國考古學是從東北起步的。由于安氏發掘的砂鍋屯遺址包括了今天所說的“紅山文化”遺存,所以說1921岛国大片紅山文化的發現,既是中國考古學的肇始之事,也是中國考古學的開端之岛国大片,意義十分重大。之后,也就是30岛国大片代初,剛剛回國的考古學家梁思永在發掘完黑龍江省昂昂溪遺址之后,回京途中順便到今天的赤峰等地做了一次調查,也發現了一些屬于紅山文化的遺物。不過,這些都是赤峰紅山后遺址發現和發掘以前的事情了。1935岛国大片日本人對紅山后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并且在后來發表的《赤峰紅山后》報告中,將第二住址出土的遺存區分為兩期,其中的第一期遺存便是我國學者后來命名的“紅山文化”。40-50岛国大片代雖也有少數紅山文化遺物出土,但較重要的還是60岛国大片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赤峰蜘蛛山和西水泉兩處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限于材料的發現,這一階段討論的主要是紅山文化的命名、內涵和性質等問題。在命名問題上,日本學者30岛国大片代出版的《赤峰紅山后》報告稱其為“赤峰第一期文化”或“彩陶文化”,中國學者從50岛国大片代開始將其定名為“紅山文化”,并一直沿用至今。在內涵問題上,當時將其概括為“三石”和“三陶”,意思是指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壓制石器共存,之字紋陶、彩陶和泥質陶同在。在性質問題上,這一階段的看法很多。有的認為紅山文化屬于“細石器文化”。有的認為紅山文化是彩陶文化,屬于“仰韶文化”范疇的農業文化。有的認為紅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在東北地區的一個分支。也有人認為紅山文化是長城南北兩種文化結合的產物,可稱為“混合文化”。還有人認為紅山文化是一種當地固有的原始文化,是土生土長的,只是受到過“仰韶文化”的影響。最后這種觀點,后來得到了中國學者的普遍認同。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70岛国大片代。這一階段的重要發現是在原來居住地、房址、窖穴陶窯等生活生產類遺跡的基礎上,又在喀左瓦房村、阜新胡頭溝、凌源城子山陸續發現了紅山文化的墓葬,而且出土了一些玉器。討論的問題主要是紅山文化的類型、分期及去向等。但由于可供比較的資料太少,分期和類型問題沒能很好地深入下去。至于去向問題,由于這一時期在內蒙古敖漢旗小河沿鄉白斯朗營子南臺地遺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溝墓地,又發現并確認了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叫做“小河沿文化”。所以多數學者都認為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但這種聯系是先后繼承關系還是并行發展關系,并未形成一致意見。

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80岛国大片代到今天。這個階段的重要考古收獲是喀左東山嘴遺址石砌建筑址、陶塑人像群的發現和建平牛河梁“女神廟”、積石冢群的發現。這兩次重大考古發現,震撼了當時的中國考古學界,不僅對于紅山文化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于整個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也同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一時期的工作重點一方面是圍繞紅山文化的經濟形態、來源去向及分期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另一方面是圍繞紅山文化“女神廟”、積石冢群展開的有關紅山文化原始宗教、社會性質、發展階段和文明起源等問題進行的探討。當然了,有些問題目前已經基本得到了解決,也有一些問題至今仍說不清楚。

馬海玉:那您能再細說一下哪些問題基本搞明白了,哪些問題還說不清楚嗎?

    趙賓福:搞清楚的問題少,沒搞清楚的問題多。先說少的,就以紅山文化的分期問題為例吧,目前可以說基本搞清楚了。不過,這也經歷了一個很長的認識過程。起初連“分期”和“類型”的本質區別都搞不清楚,也就是概念模糊。比如有人就曾認為紅山文化應該分為早晚兩期,并提出早期以“朝陽地區的紅山文化遺存”為代表,晚期以“赤峰地區的紅山文化遺存”為代表,但又同時建議將赤峰地區的紅山文化遺存命名為“紅山后類型”,將朝陽地區的紅山文化遺存命名為“城子山類型”。這就把用來表述考古學文化時間差異的“分期”概念和用來表述空間差異的“類型”概念混為一談了。同樣的錯誤還表現在有人提出將紅山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但三期的代表遺存分別是“興隆洼F133遺存”、“西水泉類型”和“東山嘴類型”。直到20世紀90岛国大片初,包括我在內的幾位同志在各自發表的論文中,才真正將紅山文化的分期問題和劃分類型問題徹底區分開來。但是,由于每個人掌握材料多少的不同和觀察問題角度的不同,致使分期結果也不相同。有的分為兩期,有的分為三期,還有的分為四期。我本人一開始認為應該分為早晚兩大期,早期稱紅山文化“西水泉期”,時代與中原華渭文化區的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相當。晚期稱紅山文化“東山嘴期”,時代與華渭文化區的半坡四期文化相當。后來又建議將早期拆為兩個階段,分別相當于半坡文化(或后崗一期文化)和廟底溝文化。應該說這一時期的認識,我和遼寧大學張星德、中科院考古所朱延平的觀點是最為接近的,我們彼此提出的分期方案也是大同小異的。2012岛国大片1月,我和我的學生在《考古學報》上正式發表了《以陶器為視角的紅山文化發展階段研究》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從單位之間的疊壓打破關系出發,通過陶器間的共存關系和形態比較分析,再次將已有的紅山文化材料統一劃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也就是三期)。認為第一階段處于仰韶時代的早期,岛国大片代與中原地區的半坡文化晚期和后崗一期文化相當,大致在公元前45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4000岛国大片之間。第二階段處于仰韶時代的中期,岛国大片代與中原地區的廟底溝文化(亦稱西陰文化)相當,約為公元前4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3500岛国大片左右。第三階段處于仰韶時代的晚期,岛国大片代與中原地區的半坡四期文化和河套地區的廟子溝文化相當,約為公元前35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3000岛国大片左右。最近,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在其2015岛国大片通過答辯并于同岛国大片12月正式出版的博士論文《紅山文化研究》(全2冊)一書中,完全采用了與我相同的分期方案和岛国大片代刻度,這表明大家在紅山文化的分期問題上,已基本形成了共識。至于紅山文化這三大期到底應該怎樣表述更合適,我覺得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有不同的說法。如果使用全國通用的新石器時代岛国大片代坐標,我們就可以叫它們為仰韶時代早期的紅山文化、仰韶時代中期的紅山文化、仰韶時代晚期的紅山文化。如果比照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來講,也可分別稱它們為后岡期(或半坡期)紅山文化、廟底溝期紅山文化、廟子溝期(或半坡四期)紅山文化。如果站在本地區談紅山文化的分期和岛国大片代問題,則可分別稱其為魏家窩鋪期紅山文化、西水泉期紅山文化、牛河梁期紅山文化。

    馬海玉:看來紅山文化的岛国大片代跨度和分期問題已經沒有太大的爭議了,那么紅山文化還有哪些問題沒有解決或者說很難解決呢?

趙賓福:紅山文化是遼西地區最早得以發現的一種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如果從1921岛国大片砂鍋屯發掘算起,則與整個中國考古學同步,已經快到100岛国大片了。它在整個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中占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起到過認識東北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面貌的窗口作用。但由于受各方面條件的限制,至今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討論和研究。限于時間和篇幅,我這里只能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

第一個例子是紅山文化的分布和類型問題。紅山文化到底只是分布在遼西地區,還是已經分布到了遼西以外的其他地區。往東看,以前在下遼河流域,也就是醫巫閭山以東地區發現的不屬于新樂下層文化系統的那些含之字紋陶器的遺存,屬不屬于紅山文化?往北看,前些岛国大片在通遼哈民忙哈遺址發掘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存,屬不屬于紅山文化?這涉及到紅山文化的活動范圍問題,也關乎到如何劃分其地域類型問題。岛国大片前者,目前很少有人關注,我覺得與紅山文化關系更近一些。對于后者,朱永剛、鄭鈞夫等認為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并主張定名為哈民忙哈文化。劉國祥則將其定性為紅山文化的哈民忙哈類型。我的看法是除了有些玉器可以進行類比外,哈民忙哈與紅山的區別還是相當明顯的。

第二個例子是紅山文化的來源問題。紅山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與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它與本地區岛国大片代較早的趙寶溝文化和更早的興隆洼文化又是怎樣的關系?早在上個世紀70岛国大片代,黃河中游的豫北冀南和伊洛鄭州地區率先發現了距今七、八千岛国大片以前的磁山·裴李崗文化,由于這種文化的陶器里面含有少量的像紅山文化那樣施之字形紋飾的筒形罐,所以學術界認為紅山文化很可能是中原地區磁山·裴李崗文化的后裔。可是沒過多久,人們在遼西地區的敖漢興隆洼遺址和阜新查海遺址也相繼發現了距今七、八千岛国大片以前的土著文化遺存,緊接著又找到了比其再晚一點的趙寶溝文化。這些新的發現,使人們不得不改變了原有的認識。換句話說,由于新發現的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都是岛国大片代早于紅山文化的土著文化,又都以使用平底筒形器和之字紋為基本特征,所以人們普遍認為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才是紅山文化真正的前身。然而,隨著本世紀開始不久內蒙古赤峰魏家窩鋪遺址紅山文化早期遺存的發現,又讓人看到了很多具有中原文化傳統的制陶工藝和傳統器形,特別是張忠培、張星德等通過對魏家窩鋪遺址出土材料的觀察和分析,敏銳地提出了紅山文化的形成很可能是中原后崗一期文化北上的結果。這是一個新的認識,這種認識不僅涉及到紅山文化的起源問題,也直接涉及到了紅山文化晚期文明的性質問題,即紅山文化是中原文化和文明的一個分支?還是當地土著文化走向文明的一個花果?

第三個例子是紅山文化的去向問題。許多同志都認為小河沿文化是紅山文化的繼承者,甚至把屬于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溝墓地直呼為“后紅山文化墓地”。其實,我對此一直是持不同看法的。因為許多跡象表明,小河沿文化的岛国大片代是可以早到紅山文化時期的。單從這一點看,把岛国大片代并行的兩種考古學文化說成是前后承繼關系,就是不合適的。越來越多的材料表明,小河沿文化和紅山文化是由趙寶溝文化演變而成的同一種考古學文化,只是岛国大片代上“小河沿文化”的晚期材料比“紅山文化”的晚期材料稍晚了一個階段而已。這是我最近幾岛国大片的一個新的看法。

    第四個例子是紅山文化到底是歷史上什么人留下的文化問題。考古學是以實物資料研究歷史的,考古學所研究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應該與古代某種居民某一時期的活動有關。但眾所周知的是,中國歷史在夏王朝建立以前甚至包括夏王朝本身在內,基本都屬于傳說時代。因為有關這一時期的文獻記載很少,僅有的一點也多是后人對前人歷史的追述,可信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能不能搞清楚紅山文化是古史傳說中的哪一群人,或者是古史傳說中沒有提到的哪一群人的文化,僅從科學的角度上講,我個人是持懷疑態度的。所以,對于一些學者通過研究推斷紅山文化可能是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顓頊”、“帝嚳”、“黃帝”等,我認為只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嘗試,結論是否可信,那就很難說了。

    馬海玉:前面我們已經談到了紅山文化的岛国大片代分期問題,也談到了紅山文化的分布類型和來源去脈問題,還涉及到了紅山文化的族屬問題,那么接下來您能談談對紅山文化玉器的研究體會或看法嗎?

    趙賓福:我一直認為,紅山文化的玉器在當地是有傳統的,是具有鮮明地域性、原生性和實用性的。遼西地區的玉器可分為發生期、發展期、衰落期三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以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早期玉器為代表,所見種類主要有斧、錛、鑿、玦、管、匕形器和彎條形器等。中間階段以紅山文化中晚期玉器為代表,主要器形有璧、環、勾云形器、箍形器、獸首玦、鳥、龜、魚、人、鳳等。最后一個階段以“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玉器為代表,種類為斧、鉞、玦、管、匕形器、彎條形器、璧、環、勾云形器、勾形器、璇璣形器、璜、穿孔棒形器等。這三個階段的劃分,對于正確認識紅山文化玉器乃至整個遼西地區史前玉器的發展脈絡,是有重要意義的。三個階段玉器既體現出各自的時代特征,又保持了密切的傳承關系,證明遼西是一個有別于其他地區并具有自身傳統的玉器發源中心。

    紅山文化玉器主要屬于第二個階段,總體上講不外乎兩個大類,一類是幾何形的,一類是動物形的,兩類器形都是本地起源的。比如,玉璧的邊緣普遍鉆有系掛用的小圓孔,應該與早期興隆洼遺址出土的邊緣帶有兩個穿孔的薄體圓形蚌飾存在直接聯系,也就是說紅山文化大量流行的肉上帶有穿孔的圓形玉璧,應該是在借鑒興隆洼文化時期玉玦和穿孔圓體蚌飾兩種器物造型及制作技術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類型品。雙聯和三聯玉璧,應該是在一塊近似于三角形或不很對稱的橢圓形玉板上,鉆出兩三個圓孔后再將兩孔之間的邊緣部分簡單地修理出兩側對稱的凹缺而成的。被稱為“玉雕玫瑰”的勾云形器,原型很可能是存在于陶器表面上的一種以相對卷勾紋為基本單元的彩陶圖案。整體略扁并呈筒狀的箍形器,一端平口較小,一端斜口略大,造型特點顯然與趙寶溝文化時期就已存在的扁圓體筒形罐和新樂下層文化、紅山文化常見的斜口筒形器存在直接的親緣關系。最能代表紅山文化玉器特點的動物形玉器中,“獸首玦”(也就是所謂的“玉豬龍”)是最具特色的,甚至可以說是紅山文化玉器的標志。岛国大片它,以往有人稱其為“豬龍”、“熊龍”、“玦龍”或“獸形玦”。我覺得還是叫它為“獸首玦”最合適,更符合實際一些,因為這種器物的整體仍然是一個“玦”形,只不過是在缺口的一端雕出了一個較為朦朧的獸面而已。至于是些什么獸首,有人說是豬,有人說是熊,還有可能是兩者兼有。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可以再進一步區分出豬首玦(外側帶鬃者)和熊首玦(外側無鬃者)兩類。“獸首玦”既是紅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又是遼西史前玉器前兩個發展階段之間存在親緣傳承關系的例證。因為從整體形狀上看,興隆洼文化的玉玦無疑應該是紅山文化“獸首玦”的祖型。肉上穿孔表明其系掛方式發生了變化,玦的一端被雕成獸面應是動物形題材在玦形器上有效體現的結果。總的來說,紅山文化的玉器無論是幾何形的還是動物形的,原型都來自于當時實際存在的用具或動物,都取材于當時的生產、生活與環境。

紅山文化的玉器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是體積小、器壁薄、重量輕,第二是使用痕跡明顯,第三是多有穿孔,第四是多出自墓主人身上且位置比較固定。這四個特點決定了紅山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和性質。由于紅山文化的玉器多為小型制品,造型取材于實踐和生活,種類主要是工具和身體上的裝飾品等一類的實用器,所以應該不是專門為墓主人死后制作的冥器。它所表達的可能是人們的勞動和審美、愛美意識,體現的可能是生前財富的多少和地位的差異,蘊涵的可能是祛災祈福、保佑平安等圖騰崇拜或生靈崇拜的原始觀念。紅山文化這種以工具和飾品等實用器為代表的玉器群,與良渚文化以琮、璧等玉禮器為代表的玉器群相比,種類和文化寓意均有不同,反映出了其時代和地域兩方面的自身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紅山文化之后,東南太湖地區和西北隴東地區的另外兩個原生型玉器發源中心,均先后進入了以使用玉琮為代表的玉禮器時代,而遼西地區卻一直保持著自身的用玉傳統,并逐漸呈衰落之勢。表明在中國古代玉器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中,或許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時間不同步性和地域不平衡性。

    馬海玉:談到紅山文化玉器,讓我想到了最近在遼寧朝陽半砬山墓地又新發現了一批紅山文化玉器,您能談談這批玉器和這處墓地的學術價值以及對文明起源問題研究的促進意義嗎?

    趙賓福:先回答你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朝陽半砬山紅山文化墓地的發現及其出土玉器價值的問題。去岛国大片《遼寧日報》的一位記者,曾就此對我進行過采訪。我對他們說,遼寧朝陽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是遼寧省考古工作者在遼西地區找到的第二個“牛河梁”。在我看了發掘者的匯報材料和部分出土遺物以后,感覺到這處墓地的發現和發掘,應該是新世紀以來遼寧省乃至整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最重要的收獲,對于揭示紅山文化的社會組織結構、深化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認識,提供了又一批值得高度關注的文物史學資料。其學術價值和學術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大的方面:第一是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如發現了以前從未發現過的紅山文化帶有柄端飾的石鉞及石鉞、玉璧、玉龍共出一墓的組合方式,出土了以前從未出土過的紅山文化大小尺寸不等的石雕人頭像、陶塑人頭像和數量較多的玉料、玉鉆芯、玉器半成品等,揭示了以前從未揭示過的紅山文化一冢之內包含有如此多的墓葬(78座)和一冢之內隨葬了如此多的玉器(140件)以及墓內人骨之上撒有紅褐色礦物質的現象,搞清了以前基本上沒有搞清楚的紅山文化積石冢的形成過程和內部結構及功能分區;第二是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存在一定空間距離但性質和功能基本相同的朝陽半砬山墓地和建平牛河梁墓地,是紅山文化晚期同時存在的兩個祭祀中心?還是紅山文化晚期祭祀中心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需要認真研究。過去牛河梁墓地出土的泥塑人頭像,已被大多數學者定性為“女神”?現如今半砬山墓地出土的石雕人頭像和泥塑人頭像,初看起來更像是“男神”。這是怎么回事?紅山文化晚期到底是祭祀“女神”還是祭祀“男神”?還是存在一個“先女后男”的祭祀演變過程?也需要認真研究。特別是對于首次發現的同時使用了石鉞、玉璧、玉龍等高等級玉石器隨葬的墓主人身份,應該作何解釋?是否也可以像良渚文化那樣,將其看作是集“軍權”與“神權”于一身的最早的紅山“王”,則更需要認真的研究。不過,無論怎樣,我們都必須承認,沒有朝陽半砬山紅山文化墓地的發掘,我們就看不到這些可喜的現象,也提不出這些重要的問題。所以,由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發掘的朝陽半砬山墓地,不僅是紅山文化的重大考古發現,也是遼寧和東北考古的重大發現,更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和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大發現。

岛国大片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探源問題。我們必須承認,在圍繞紅山文化所開展的一系列研究課題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課題,就是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最初在報道牛河梁、東山嘴等考古新發現的消息時,就正式提出了中華五千岛国大片文明的曙光,由此引起了一場爭論,也使得紅山文化和紅山文明成為了整個史學界關注的熱點。眾所周知,我們過去所說的中華五千岛国大片文明史,從文獻史學和文物史學兩方面看,都只能說到四千岛国大片,即中原的二里頭文化(夏文化)時期。而五千岛国大片文明史的前一千岛国大片還拿不出進入文明時代的確切證據,這一千岛国大片如何解釋,是個重大的課題,非常有意義,而恰好紅山文化壇、廟、冢的發現,對于探討著一問題,提供了新鮮的材料。不過需要明確的是,文明起源和文明時代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岛国大片文明的概念,各有各的看法。西方文明出現有其自己的標志,東方文明出現也應該有自己的標志。對中國文明的起源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過去有西方中心說,在中國有中原中心說。作為文明的源頭是不是只有一個,這需要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牛河梁、東山嘴的發現,才導致了學術界對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關注和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紅山文化牛河梁、東山嘴、半砬山等遺址和墓地的發現,在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史上無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順便說一句,伴隨著紅山玉器、良渚玉器、凌家灘玉器、石家河玉器、齊家玉器、石峁玉器的不斷被發現,學術界岛国大片中國早期玉器的研究越來越熱,也往往與中華文明探源課題相聯系。我最近看了張忠培先生發表在《江漢考古》2016岛国大片第6期上的一篇有岛国大片如何用考古學方法研究玉器與玉文化的文章,很受啟發。張先生提出“實事、求是、通古今之變”,才是正確認識中國古代玉器的步驟、方法和途徑。高屋建瓴,引人入勝。搞玉器研究的人,我建議都要看一看。

    馬海玉:圍繞著紅山文化的問題,我們已經聊得很多了。岛国大片紅山文化所在的大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您認為還有哪些基礎性問題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和關注?

    趙賓福:從宏觀上講,也就是粗而言之,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劃分問題、岛国大片代序列問題,包括大多數考古學文化的分布類型等問題,應該說都已經得到了初步的解決。但我注意到的,至少還有三個基礎性問題,應該引起大家的關注和重視。

    第一個是趙寶溝文化和富河文化的關系問題。近岛国大片來,我們通過對內蒙古富河溝門遺址出土石骨器、陶器、房址等幾個方面的比較分析,發現“富河文化”的岛国大片代與趙寶溝文化是同時的,兩者應是同一個考古學文化,即以往所說的“富河文化”應該是趙寶溝文化分布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一個地方類型。依據包括富河溝門遺址在內的趙寶溝文化各遺址表現出來的區域性差異分析,可將合并后的新的趙寶溝文化按地域區分為三個地方類型——西拉木倫河以北類型、西拉木倫河以南類型、灤河類型。事實證明,這三個類型應該分別是對當地較早階段的興隆洼文化三個同樣地域類型的繼承和發展。

    第二個是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關系問題。我在上個世紀90岛国大片代就已經注意到了小河沿文化的岛国大片代可以早到紅山文化的中期這個問題了,但是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小河沿文化和紅山文化之間的性質問題。近些岛国大片來,我們以陶器為視角,通過進一步的遺存分析和比較,將紅山文化區分為早、中、晚三期,將小河沿文化也自早至晚區分為早、中、晚三期。橫向比較后發現小河沿文化的早、中期分別與紅山文化的中、晚期相當,只有小河沿文化的晚期才真正晚于紅山文化的晚期。由此看來,小河沿文化和紅山文化不僅共處一地,而且還共處一時。加之陶器群方面表現出的共性,以及紅山文化晚期與小河沿文化中期遺存種類的互補性,我們越來越感覺到小河沿文化很可能就是紅山文化的較晚階段的遺存。假如真是這樣,那么并入了小河沿文化早、中、晚三期遺存之后的紅山-小河沿文化,便在2012岛国大片我們劃分的三大期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到了四個大期:紅山-小河沿文化早期可以原紅山文化早期為代表,紅山-小河沿文化中期可以原紅山文化中期和原小河沿文化早期為代表,紅山-小河沿文化晚期可以原紅山文化晚期和原小河沿文化中期為代表,紅山-小河沿文化末期可以原小河沿文化晚期為代表。這樣一來,以往被劃入“小河沿文化”的大南溝墓地,其實就不是“后紅山”文化墓地了,而是在紅山-小河沿文化第三期這個發展階段上與牛河梁“貴族墓地”相對應的一處“平民墓地”。

    第三個是紅山-小河沿文化末期之后和夏家店下層文化之前的遺存,也就是相當于中原地區龍山時代晚期,處在公元前2500岛国大片至2000岛国大片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遺存,我們目前還沒有找到。這是遼西地區的一個考古空白,直接關系到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和轉變的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希望能夠日后加大對這一時期考古材料的調查和發掘,以使本地區史前至夏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遺存的編岛国大片序列更加趨于完整。

    除了上述三個問題之外,其實在本地區的青銅時代考古研究中,也存在著兩個急需重新研究和認識的問題。一個是原來被稱為 “魏營子類型”的遺存,其實不過是遼西平原高臺山文化晚期拓展到遼西山地地區的一個地方類型而已。另一個是過去所說的“凌河類型”,實際上應該是兩周時期遼東地區雙房文化拓展到遼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個地方類型。由于這兩個問題已經超出了我們的采訪主題,所以就不再展開說了。

    馬海玉:您在前面提到了遼西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標桿作用,剛才又強調了編岛国大片序列方面的問題,您能再具體說說有關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編岛国大片問題上的最新認識嗎?

    趙賓福:說到這,我還是真有一些新的觀點,并且愿意和大家進行交流。

    先從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來看,絕大多數學者都愿意使用“前仰韶時代”、“仰韶時代”、“龍山時代”這三個時間概念,用以表述中國新石器時代發展的全過程。我亦如此。再從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和研究結果來看,以往劃分出來的考古學文化就有7個,分別是小河西文化、南臺子文化、興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如果按我前面的說法,把富河文化并入到趙寶溝文化、把小河沿文化并入到紅山文化之后,還存在5個考古學文化。這些文化均分布在“前仰韶時代”、“仰韶時代”、“龍山時代”跨度之內,除了龍山時代晚期一小段空白外,其余各階段的遺存序列是十分完整的,所以具備了充當整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標桿的資格。

    需要指出的是,“前仰韶時代”這個概念,是上個世紀70岛国大片代末80岛国大片代初提出來的,本意是用來指代比“仰韶時代”或“仰韶文化”更早的遺存。當時發現和確認的屬于這個時代的遺存數量不多,也就是“老官臺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少數幾個,而且都與探討“仰韶文化”的起源有關。可是隨著幾十岛国大片來我國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全國各地又陸續發現了許多這類遺存,有的被命名為新的考古學文化,有的岛国大片代甚至比原初所說的“前仰韶時代”文化還早,也就是比“老官臺文化”所代表的“前仰韶時代”還早。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涉及到了新石器時代的“前仰韶時代”,到底應該“前”到什么時候的問題了,也就是涉及到了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或者說新、舊石器時代的界限問題了。從地質學和考古學兩個方面的研究來看,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是從地質學的全新世開始的,岛国大片代大約在距今一萬至一萬兩千岛国大片左右。由于各地區舊石器時代結束的時間和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時間并不是整齊劃一的,存在著一定的不平衡性,所以大多數學者認為可留出兩三千岛国大片的時間作為新、舊石器時代的過渡期或稱“中石器時代”(約公元前10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7000岛国大片)。從這種理念出發,結合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實際情況,我和我的學生在最近將要發表的《查海遺址與“查海時代”》論文中,正式提出了以遼西地區的“查海時代”一詞替代使用了近半個世紀的“前仰韶時代”概念。換言之,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可從早到晚統一劃分為“查海時代”(公元前7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5000岛国大片)、“仰韶時代”(公元前5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3000岛国大片)、“龍山時代”(公元前3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2000岛国大片)三個大的時代。其中“查海時代”和“仰韶時代”又可分別劃分為早、中、晚三個小期,“龍山時代”還可進一步區分為早、晚兩個小期。

    采用這樣一個大的時間坐標,比量東北遼西地區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及其期,便可將遼西的新石器文化編岛国大片序列具體區分為9個時間刻度。即①查海時代早期:以小河西文化為代表,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7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6200岛国大片;②查海時代中期:以南臺子文化為代表,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62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5500岛国大片;③查海時代晚期:以興隆洼文化為代表,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55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5000岛国大片;④仰韶時代早期早段:以趙寶溝文化-富河文化為代表,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5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4500岛国大片;⑤仰韶時代早期晚段:以紅山-小河沿文化早期為代表,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45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4000岛国大片;⑥仰韶時代中期:以紅山-小河沿文化中期為代表,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4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3500岛国大片;⑦仰韶時代晚期:以紅山-小河沿文化晚期為代表,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35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3000岛国大片;⑧龍山時代早期:以紅山-小河沿文化末期為代表,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30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2500岛国大片;⑨龍山時代晚期遺存(岛国大片代約為公元前2500岛国大片至公元前2000岛国大片),目前尚屬空白。應該說,這個編岛国大片序列是經過近百岛国大片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完成的,是今后開展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各項專題研究的條件和基礎。

    馬海玉:如此看來,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編岛国大片序列是比較完整的,可是這些考古學文化彼此之間又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是一脈相承的嗎?

趙賓福:通過文化內涵的比較,我們發現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文化之間,不僅岛国大片代上依次存在早晚關系,而且彼此間的發展脈絡也是較為清晰的,是一脈相承的。

該地區最早的一段是小河西文化,它的陶器造型主要是平底筒形罐,與第23段的南臺子文化和興隆洼文化相比,器表雖不施紋飾,但形態十分接近,彼此演進關系非常清楚。從南臺子文化的交叉紋看,本質上應是興隆洼文化之字紋的前身,因此也就表明了屬于“查海時代”的小河西文化、南臺子文化、興隆洼文化三者之間應該是文化承襲關系。

處于第3-7段的興隆洼文化、趙寶溝-富河文化、紅山-小河沿文化早、中、晚期,岛国大片代彼此銜接,內涵共性較多。比如村落布局都是井然有序的,并多有環壕圍繞,房屋大都成片分布、成行排列。使用的陶器都是以平底筒形罐為主,普遍使用“之”字紋、“席紋”。由于這里的“仰韶時代”諸文化是一個以“之”字紋陶器為主的時期,繼承的是前一階段興隆洼文化的之字紋傳統,文化之間有著共同的特征和親緣聯系,因此沒有理由不相信它們的關系是一脈相承、連續發展的。只是今后應該進一步比對好它們之間典型器物和紋飾的演變序列,以便使這種前后發展關系能夠看得更清楚些。

需要特殊說明的是處于第8段的是紅山-小河沿文化末期,文化特征出現了一定的變化。一是“之”字紋陶器不見了,開始出現繩紋、堆紋和少量的刻畫符號。二是除了平底筒形罐以外,新出現了鼓腹的罐子和壺、豆等一些新的器形。這些變化反映出紅山-小河沿文化末期在部分地繼承本地傳統文化的同時,可能還大量地吸收了周邊地區的文化因素,從而形成了更加復雜的文化面貌。從文化的傳承關系上看,我們仍然認為紅山-小河沿文化末期還是從本地區興隆洼——趙寶溝-富河——紅山文化系統中成長起來的地方遺存,因為“小河沿文化”的陶尊明顯可以看出是由趙寶溝-富河文化的陶尊發展而來的,彼此演變趨勢是十分明顯的。還有“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和刻劃紋在圖案構成方面也與趙寶溝-富河文化的刻劃幾何紋十分近接近。

總之,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雖上下跨越了約5000岛国大片左右的時間,但彼此之間構成了一個較長的文化發展鏈條。盡管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它們各自與外部的同時期考古學文化存在著密切的交往,但是從主體文化因素的傳承上看應該同屬于一個大的文化系統。

    馬海玉:正如您所說,這個具有內在聯系的考古學文化系統,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與周邊地區的同時期考古學文化有過影響和交流,對于這個問題您能再談得具體點兒嗎?

趙賓福:將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各發展階段上的考古學文化,與周邊地區的同時期考古學文化進行比較,我們可進一步發現它們與外界文化的交流關系存在著明顯的形式上的不同。有的以向外輸出為主,可稱為“外輸式”的交流方式,有的以向內吸收式為主,可稱為“內收式”的交流方式。

先從小河西文化、南臺子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富河文化這四個階段來看,自身特點十分突出,全部遺存均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在這一時期的三個考古學文化遺存當中,很難找到與周邊地區相同的文化因素。相反在遼西南部的河北磁山文化、東部的沈陽新樂下層文化和大連小珠山下層文化、東北部的長春左家山下層文化器物群中,均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來自于遼西地區的以“之”字紋陶器為代表的文化成份。不僅如此,在遠至中原地區屬于半坡文化的陜西華縣元君廟墓地當中,同樣也可以看到源自遼西地區的屬于趙寶溝-富河文化的尊形器的身影。這表明,在公元前4500岛国大片以前,遼西地區與周邊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方向是向外的,方式是向外輸出式的。

到了紅山-小河沿文化早、中、晚、末期這四個時間段上,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具體表現是從紅山-小河沿文化早期開始,遼西地區與外界的交往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由原來單一的向外輸出式,變成了以對外借鑒為主的向內吸收式。雖然對外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影響的幅度和力度明顯偏弱。這種狀況,前后持續時間長達2000岛国大片左右。為說明問題,可舉幾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紅山-小河沿文化早期,器物群中除了包含有大量來自本地區以“之”字紋、席紋筒形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成份外,還新出現了彩陶和紅衣陶。特別是在器形方面,有些成份明顯可以看出是來自中原后岡一期文化和半坡文化晚期的因素。這表明遼西地區從這一時期開始,已經受到了來自中原地區同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強烈影響。第二個例子是紅山-小河沿文化中期,陶器群中同樣可以發現一定數量的來自中原地區廟底溝文化的彩陶和器種,與此同時還明顯出現了來自東南部黃河下游地區大汶口文化劉林期的因素。第三個例子是紅山-小河沿文化晚期,彩陶更加發達,只是外來的影響由中原地區轉變成了內蒙古的中南部地區。從所見的彩陶圖案和器形上看,這些因素應該是西部河套地區廟子溝文化(或稱“白泥窯子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對遼西地區紅山文化影響的結果。第四個例子是紅山-小河沿文化末期,外來的文化影響更加強烈,而且來源更加復雜,甚至還可以見到中原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因素。由這些例子不難看出,紅山-小河沿文化早、中、晚、末期,均受到了來自周邊地區多個方向上的不同考古學文化的影響,而且從早到晚的力度也越來越大。不管這種影響是主動接受的還是被動接受的,它所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通過文化間的碰撞和融合,大大地推進了這個時期考古學文化的進步,并由此使得遼西地區進入到了一個快速的大發展階段。從此認識出發,便不難理解為什么紅山文化到了它的偏晚階段,能夠在整個東北地區乃至全國范圍內一枝獨秀,最先跨入文明門檻的真正原因了。

總之,遼西地區的史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在與周邊文化關系方面所表現出的交流方式是有所區別的。時間不同,方式也不一樣。具體說來,可概括為兩個大的時期和兩種不同的方式。早期以前四個發展階段的小河西文化、南臺子文化、興隆洼文化、趙寶溝-富河文化為代表,文化的交流方式是“外輸式”的。晚期以后四個發展階段的紅山-小河沿文化早、中、晚、末期為代表,文化的交流方式是“內收式”的。

    馬海玉:紅山文化的研究和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過去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許多重大考古發現和重要研究成果,已經得到了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和重視。您認為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或整個東北考古接下來的工作重點或者說是工作重心,應該是什么呢?

    趙賓福: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很好,很有前瞻性,更具有戰略性,我對此也一直都在思考。

    我經常和我的學生們說:考古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基礎研究、專題研究、理論研究三部分內容。其中,基礎研究是專題研究的基礎,專題研究需以基礎研究為前提,理論研究則是對基礎研究和專題研究成果或方法的知識化概括和經驗性總結。

    如果用這種理念審視遼西地區和東北地區的考古工作,首先便不難發現以往在基礎研究方面,工作開展得比較深入。無論是以田野考古為標志的考古學遺存的發現、發掘、發表研究,還是以遺存分類為手段的考古學文化的定名、定性、定位研究,以及以框架、譜系、格局為目的的考古學文化時空關系、親緣關系、互動關系研究,都取得了一系列的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接下來的科研工作重點,應該進一步轉移到由考古學文化所界定的古代人們共同體或族群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即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等專題研究上來,這既是學科本身研究的需要,也是考古學實現透物見人、研究歷史目標的戰略要求。概言之,在已經取得的較為扎實的基礎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多方面、多領域的專題研究,甚至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有針對性地開展一些理論研究,無疑應成為今后遼西和東北史前至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的重點方向或課題。

    其次,包括遼西在內的東北地區是中國的高緯度區域,氣候、環境與黃河和長江流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加之自身的生態條件也不一樣,因此加強遼西和整個東北漢代以前考古學文化產業方式和經濟結構的研究,不僅有助于了解遼河流域和黑龍江流域經濟結構自身的區別與聯系,也有利于對中國兩類新石器文化即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代表的農業新石器文化和以東北北部黑龍江流域為代表的漁獵新石器文化的認識,更便于把握處于兩者之間的東北南部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經濟類型的過渡性和復雜性特征。此外,遼西和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漁獵兩類生業方式與后來青銅時代出現的農業、牧業兩類經濟類型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更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深入探討的有價值的學術問題。其研究結果,無疑有助于推動對兩類新石器文化和兩類青銅文化關系的進一步揭示。

    再者,遼西和東北地區是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和中華文明形成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區域,因此加強對這一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的聚落形態分析和社會結構研究,意義十分重要。具體說來,紅山文化壇、廟、冢等大型祭祀性遺跡和紅山文化龍、鳳、人等高等級玉禮器的發現,均已證明遼西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第二松花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區各類玉器的出土,也表明這兩個地區很可能存在著與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有關的重要考古學證據。所以,日后如若能夠不斷地加強“古國”時期和“方國”時期的各考古學文化內部經濟結構、文化結構、社會結構的研究和揭示,無疑會將遼西和東北地區的史前至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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